引言：
管仲名夷吾，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世人尊称管子，管子因其突出的治国才能和历史功勋而为后世关注。管子后世治国策略的评价研究，多集中于单一治国举措，或具体朝代，或某些学者视域范围内的评价。学界对管子人物评价的研究，则集中于儒家如孔、孟、苟等对管子的评价，也有后世士大夫对管子的评价。而后代科举考试中，包含有丰富的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和人物评价的内容，值得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多元化地体现管子思想的时代应用价值。
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范畴，历来为读书人所重视，是统治者治国的倚重和士人追求的风向标。后代各级科举考试对管子治国策略和人物评价有所涉及，主要包括管子辅佐称霸诸侯的功业，管桓君臣关系的相处，四民分业、寄军令、轻重之术、礼义廉耻为四维等治国理念，儒家孔子评价管子“器小”、不死子纠是否称“仁”等品性方面的评价。这些关涉管子评价方面的科举考试内容，频繁出现，体现出管子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和时代性。
唐代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科举制萌发于南北朝时期，正式诞生于隋炀帝时期，真正成型是在唐朝。而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统治者推行的政策有举荐贤良、选拔人才的策问制度。官方策问的试题及士人们的答卷中，就有关于管子评价和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论述。如西晋泰始七年(271)，晋武帝下诏策问天下士子。科举制在唐朝全面推行以后，统治者和士子们在制科策问和对策中，对管子的功绩和治国理政思想进行评述，反映出唐代的时代发展特色及士大夫们对管子的定位。
比如，唐睿宗光宅元年(684)甲申科制科考试，“试题策词标文苑再问”中提出对人才问题的疑惑：“历选列辟，遐考前修，并建明扬之踽，式广旁求之义。故康衢扣角，授相越于齐班；海上牧羊，封侯超于汉秩。泊乎淳风陵替，雅道堙沉，仕必因基，官非材进，官虽备职，位匪得人。遂使七辅之材，销声于岩穴；六佐之彦，晦迹于邱园。藉寐以之，载劳虚仔。”
状元黄甫伯琼在对策中答曰：“道德为富，魏文侯之式庐：礼义可尊，燕昭王之拥彗。孔明佐蜀，叶鱼水以陈谋；仲父相齐，假鸿毛以康俗。泊赢晖掩镜，汉道亡珠，位以恩升，荣非德进，挂网罗者则黄鹄高飞，縻爵禄者则青凫竞至。”此处，黄甫伯琼以赋的方式对答，以管子辅佐齐桓公为例，指出齐国在管子和齐桓公的共同治理下国富民强。管子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是君臣合作治国的典范。
对于管子的其他治国策略，唐代科试中也进行关注。唐文宗太和二年(828)戊申科制科试题，要求对管子的轻重之术进行评价。士人刘黄刘黄认为，春秋时管子的轻重货币调节法，不是称皇天下的谋划。轻重之法不属于盛大仁德最为适中的做法，不能够成为至高圣人借鉴的东西，更不值得为陛下分析讲述。
唐朝时期，士人们习惯称呼管子为“夷吾”“仲父”，也有“管仲”的说法，而较少“管子”的称呼。在唐朝科举策问及答卷中，有对管子史事的评价，也有对管子治国方略的评价。有的士人把管子看作是人才的典范，是齐桓公的得力辅佐；有对管子“寄军令”国策的颂扬，认为是齐桓公称霸的重要策略；也有士人对管子寄军令、轻重之术等的治国方略进行批判或质疑，认为是诡诈权术，有违皇王之道。这一时期士人们对管子的评价，有依从于《论语》《孟子》的痕迹，但还没有刻意去以儒家的原则去评价管子本人及其国策。
宋代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宋代的科举考试也注重对管子事功和治国方略的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将《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这使得士人更加熟悉管子及其治国方略。《宋史·选举志》记载：“绍兴元年，初复馆职试。凡预召者，学士院试时务策一道，天子亲览焉。然是时校书多不试，而正字或试或否。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苟》《扬》《管子》《文中子》内出题。”
“绍兴”是南宋高宗赵构的年号，文中提到“复”“一遵旧制”等，可知这是《管子》纳人科举考试之后的事情。把《管子》典籍列入制科考试并不是开始于南宋初年，而是更早的北宋时期。两宋交替之际，《管子》被纳入科举考试范畴，当与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经世致用性及宋朝统治者所面临的治理危机有关。早在庆历六年(1046)，宋仁宗在崇政殿策试贤良方正，制策内容即涉及《管子》的治国方略：“至若九官命于舜，其职任之重轻；十乱称于周，其勋谟之高下；贾让治河之三策，刀雍筑城之五利；《管子》言莅政之大，在明四顺；《淮南》述为君子要，当用六律，皆见载籍，并资条释。”
“四顺”是《管子·牧民》篇中提出的治国方法，也即“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是管子民本思想的体现。宋仁宗元年(1049)制科策试，策问内容日：“彼刘毅损难之议，唐官善最之目，周人荒政之数，管氏版法之经，礼乐所损益孰知?”《版法》也是《管子》中的重要篇章，主要阐述了管子的法治思想。
到了南宋时期，科考中对管子的人物评价依旧关注，并与儒家对管子的评价结合起来。南宋官员蔡襄为士子出策问题日，就儒学经义陈述自己的观点，让士子们进行分析。此外，南宋学者周南在《池阳月试策问》中，记载策问：“昔管仲佐齐尊周，三十年间中国无与加其盛，夷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藉以弗坠，功名懋矣!然孔子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苟卿以为学者所羞道，何耶?”策问中提到管子取得的功绩，而孔、孟、苟对管子的评价差异巨大，让士子们分析其中的原因。
两宋时期，《管子》典籍纳入科举考试的范畴之中，加及面临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并存、和战问题，统治者科举考核士子时，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涉及更加宽泛，包括“四顺”之民本思想、“版法”之法治思想、“四维”之德治思想等。而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促使统治者在对管子进行历史评价时，更多参考孑L、孟、苟的评价体系和态度，以阐明儒家价值规范的准确内涵。
明清科举中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
明清时期是科举制的鼎盛时期，施行的人才制度是八股取士，科举考试只准在四书五经内命题，文体方面严格限于八股文。《论语》是八股取士的考核内容来源，孔子对管子“器小”的评价成为明清科考的内容。而前代科举所涉及的管子评价及治国理政思想，明清时期的科试中依旧关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对管子治国思想也进行考核和分析。
晚清时期，大清王朝衰败没落，西方思想逐渐向中国渗透，士人们在审视管子思想时，不可避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殿试策问中提到“盐铁之征”的问题：“盐铁之征，始于管子。论者谓其尽取民力，而行之数千百年，卒不能废。至汉武帝用孔、桑之法，与管子异矣。”要求应试者指出这项政策的利弊。
明清科试中也有对管子军事思想的涉及。管子军事思想被称作“作内政而寄军令”，做法就是把军队的编制，与百姓的乡里组织结合起来，兵民合一，寓兵于农。这一方面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另一方面又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
总结：
要之，管子因功勋卓著，在后世的人才选拔诏问与科举考试中，其人物形象与治国理政思想的论题都有所涉及。唐代的科举策问，论及管子的历史定位，明显受到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围绕管子治国理政方略的探讨，则显示出其思想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如科考士子对管子“寄军令”政策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在科考中都成绩优异，脱颖而出。《管子》典籍在北宋纳入科考的范畴，宋代的科举考试对管子的治国理政策略更多涉及。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八股取士，《论语》中孔子“管仲之器小哉”的评论成为考题，引起士人的广泛讨论，但没有脱离朱熹《集注》的释读范畴。而评价管子生平、管子治国政策，也成为各级科举考试的内容。尤其清朝末期光绪癸卯科的试题，集中于管子“内政寄军令”“四民分业”“礼义廉耻四维”“轻重之权”等方面的考核，展示出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