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10月21日（记者余渊 视频制作 何婷 殷悦）14岁参加革命，经历了战争岁月的风风雨雨。淮海战役时，他作为侦察连连长带领140余名士兵参战，最终活下来的不过10余人，因为功勋卓著，他除了被授予特等功，还荣获了人民功臣奖章。
今日，市民严冰致电楚天都市报称，94岁的父亲严传梅是武汉大学离休干部，疫情期间患有基础疾病的父亲，将几个子女叫到身边提前交代后事。从那时起，他们才知道父亲是一名功勋卓著的战斗英雄。
14岁被日军抓住机智脱身
今日，武汉大学工学部一栋老旧住宅内，由于眼疾害怕见到光亮，严老带着一副遮光眼镜。见到记者走进房间内，他热情地站起身打招呼，声音依然铿锵高亢，握手更是坚定有力。
严传梅是湖北钟祥人，尽管已是94岁高龄，但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严老依然思维敏捷，谈吐清晰。1939年他13岁时，时常有人到他生活的胡家集镇放幻灯片，幼小的他得知了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的种种暴行，“当时就是恨，想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14岁那年，严传梅第一次遇到了日本人。一天上午，他和十多个村民围坐在村里一颗大树底下乘凉，突然间一个穿着军服，手持步枪的日本人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知是谁先带头鞠了一躬，并连声喊道“太君”，大家都跟着照做，只有他没有。
个子不高的他，本来藏在众人身后，但其他人一鞠躬，就把直挺着腰杆的他，显露了出来。当时，那个日本人神情凶狠地朝他吼叫，比划着手势让他出列，帮忙搬运刚刚从村里搜刮来的大米和鸡蛋。日本人拿枪走在前面，他脑海里时时刻刻都在盘算如何脱身，从村子到日本人的据点，需要翻过一座小山，那座小山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地方。
“日本人穿着带钉子的皮靴，我穿的是一双布鞋，在堆满石头的小山上，我有逃脱的优势。”严传梅说，进入小山后，他和日本人渐渐拉开了距离，直到相距约30米时，他扔下大米和鸡蛋，撒开脚丫就往山上跑。日本人压根追不上他，便朝他连开了三枪，当时一颗子弹就落在了他几米远的位置。在山上躲了整整一夜，回到家时他看到父亲正在掩面哭泣，“有人听到了山上的枪声，父亲以为我已经惨遭毒手。”
伪装成劳工打探敌情
从日本人手中机智脱身的经历，让严传梅在当地“出了名”，当时有人推荐他加入了一个抗日社会团体。1940年6月，刚刚参与革命不久，日本人就大肆入侵附近村镇抓壮丁。当时，严传梅的上级领导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假借劳工的身份，打探日军的岗哨分布情报。最终，严传梅被选中，跟随日军进入了当时的荆门城内。
在那里，日本人让严传梅到缝纫厂学做衣服鞋子，事实上他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日本人的皮靴下装有钉子。后来，日本人觉得他干的不错，又安排他给军人送生活用水，正是借着这个机会，他才打探到了日军的几个岗哨分布情况。
1941年11月，严传梅被推荐入党，次年8月，他报名加入了新四军。当兵第三天，严传梅便扛着步枪上了战场，那时候士兵身上虽然背着子弹袋，但大多数士兵的袋子里却没有货，那时的他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没有先进的装备，没有充足的弹药，和敌军作战全凭坚强的战斗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术。”
经过一年的浴血奋战，严传梅被提为排长，那时组织给他配备了一把手枪和两颗子弹。有一次，他和几名战友碰到了一个落单的日本军官，他们原本想活捉，但对方十分顽强，打光了子弹后，又抽刀抵抗，当时他的副排长被削掉了一截小指，他只好用手枪里仅剩的一发子弹将其击毙。
敌机扫射难忘牺牲战友
和日军打了大大小小70多场战斗，严传梅终于等来日军投降的那一刻。1945年8月8日，在日军投降之前，严传梅迎来了和日军的最后一场战斗。当时，驻扎在荆门城的十三师团，主要依靠经钟祥至京山到武汉的交通运输线，将抢来的物资运送到武汉，从而实现“以战养战”。
为了破坏这条交通运输线，严传梅做总指挥，连续多日发动各方力量挖断沿途道路。运输线被切断，严传梅和战友们遭到了日军的疯狂反扑，“就在敌人反扑扫荡的第二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结束后，严传梅到了华北地区，加入了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旅，再次投身到解放战争之中。
在淮海战役中，他作为十一旅解放大队二队队长，带领140名战友参加了最为惨烈的双堆集战役。当时，面对敌军猛烈地空投炮火，他们只能在夜色掩护下，偷偷挖地道，占领一个有一个村庄，从而缓慢向前挺进。期间有一次，他和一名战友不慎暴露，被敌军一架飞机锁定，在敌方飞机的扫射下，他只能眼睁睁看着战友在自己面前牺牲。
“那场战斗一直持续了20多天，最开始的140多个兄弟，最后只剩下10多人。”严传梅说，至今他仍忘不了那些牺牲的战友，比起已经离去的战友们，他是幸运的。
在一张泛黄的奖状上这样写道，严传梅同志参加淮海战役全歼黄维兵团，英勇顽强、功绩卓著，除予以记特功外，并颁发人民功臣奖章一座以嘉奖。
转业后依然葆有军人本色
让严传梅有些遗憾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他没能跟随志愿军去往异国他乡，而是去了云南剿匪。但在那里，严传梅却遇上了自己的一生所爱。
当时，严传梅在部队里任宣教部长，老伴则是教导员。此后，严传梅的老伴考进了北京外语大学，后又前往武汉工作。1959年，为了照顾妻女，严传梅转业到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任职。
老伴余从智告诉记者，老头子不愿意和别人讲过去的事，也从不拿过去的功绩标榜自己。
“疫情爆发后，父亲一些基础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严冰告诉记者，一开始医院床位紧张，父亲迟迟不能入院治疗，病情一度恶化。当时，父亲将几个子女叫到身边，说在老房子里有一个带锁的皮箱，里面装着他以往参军时的一些军功章，“以前也知道父亲是个老兵，但没想到有这么多故事。”
严冰说，好在通过申请，父亲最终入院接受了治疗，病情也好转不少。作为子女，他们总是劝说父亲，要对自己大方一些，“一双80元的皮鞋，他穿了十多年，但今年给疫情捐款，他一下子捐了3万元。”
如今，严老依然每天都关注着外界的信息，每天严老都有读报的习惯，由于视力下降，平日里都是老伴将新闻读给他听。说起今年的疫情，严老笑着说，面对这样的难题时，国家给出了最好的答案，也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如今国家日益强大，这是他最希望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