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有一类被称为肠道病的重要疾病，是通过人的粪便污染食物、饮用水传播细菌使人得病。这类病包括伤寒、副伤寒和痢疾，还要加上霍乱。霍乱常被称为亚洲霍乱，以区别于小儿霍乱，后者称为小儿腹泻更确切。
直到最近，这些折磨人的病加上斑疹伤寒经常被归为战场病，都是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特别容易流行的病。在1346年克雷西战役前，法国人粗鲁地称入侵的英军是不穿裤子的军队，因为他们频繁地蹲下大便。现在已无法确定他们得了什么病，最 有可能是得了伤寒或痢疾 。
直到20世纪，这类在地方流行的肠道病连同 斑疹伤寒还有外来的亚洲霍乱，比任何武器杀死的士兵都要多。在管理 极其不善的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9.7万名被派往战场的英军官兵中有 2700人在作战时被打死，1800人因伤重而死，17600人死于疾病。
霍乱在英军中流行，坏血病（维生素C缺乏）在冬天又使许多人送命。在 1861—1865年美国内战中，北方军队有93443人在战场被打死，或是后 来因伤而死，而病死的人几乎是其两倍，达到186216人，其中81360人 死于伤寒和痢疾。霍乱也要为这一高死亡率负部分责任。南方同盟方面 没有准确的数字，但可以相信伤寒造成的死亡要多于北方。
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救助伤员 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在医学上也有价值。英军指挥官不是因其 才智而是因其拒绝接受平民建议而闻名，布尔战争的将军们肯定都是些 不寻常的蠢材。造成伤寒和细菌性痢疾的病原体已被发现，包括抗伤寒 接种在内的预防手段也已出现。
1899年前很早就已知道伤寒主要通过水传染，并已很清楚被污染的水可以通过煮沸、过滤使之无害。在南非总 共约有40万军队参战，任何时候野战部队人数都达到20万。从1900年2 直到1901年底，6425名英军士兵死于战场或伤重而死。布尔人使用了射 速快的毛瑟枪，这种枪要么一下子打死人，要么留下一个很快就能愈合 的干净伤口。那里的土地大多没有耕种，人口稀疏，因而相对可以避开引起伤口脓毒症这类病的病菌。
尽管受伤寒病原体的影响要轻一些，但单是得伤寒的仍有42741人，死于各种疾病的总人数达到11237人，几乎 是死于敌手的两倍。无疑，不管军队受到什么样的污染，只要司令官下 令对水做适当处理并采取卫生措施，士兵患肠道病死亡的人数就会大大减少。 这或许是一种苛严、不公正的判断，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四年后在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发生的事。
俄国人没有公布准确数字，但宣布 参战的709587人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得病。这一报告可能是低估了，但 有人注意到俄军的健康状况直到俄国大败时都很好。日军在作战中损失 58357人，21802人病死，因而反转了以前记载的战场伤病比率。在病死的日军中，5877人死于伤寒和痢疾。在中国东北，这些通过水传播的病像在南非一样流行。
得病率的大大减少主要得益于禁止士兵饮用没有 煮开的水，提供充足的热水泡茶，有公厕设施，并且尽可能不在村子里住宿。我们可以理解，出征的普通士兵得病者会多，但让人惊奇的是王室 将领也同样如此。在带兵打仗的英国君王中，征服者威廉1087年死于肠穿孔，这是他不久前得了伤寒的结果。
爱德华一世1307年死于痢疾，阿金库尔战役的英雄亨利五世1422年也死于痢疾。爱德华三世的继承人黑 太子爱德华死于同样的病，这或许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进程，因为在黑死病流行后出现了土地和劳动力危机，这是社会发展比较困难的一个时 期，由他软弱年幼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约翰王1216年因“吃桃子和新榨 果汁过多”而浪漫地死去，很可能是严重腹泻使得他那因伤寒而脆弱的肠子穿孔。王室的第二位饕餮之徒亨利一世1135年去世，无疑是死于另 一种肠道病食物中毒，“他特别爱吃鳗鱼，而且贪吃得过多，医生不让 他吃，他也不理会”。据说，给他的尸体做防腐处理的人也病了，几天后在剧烈的痛苦中死去。
再讲些更近的事，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1861年死于伤寒（虽然对这一诊断当时就有疑问）。他的儿子爱德华七世十年后差点 因同样的病送命。爱德华的外甥沙皇尼古拉二世1900年得了严重的伤寒 病。医生嘱咐尼古拉的母亲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羊肉片要在切碎后才 能给他吃，这位母亲用尽心思呵护儿子，而把羊肉切碎是在伤寒的恢复 阶段通常采用的谨慎做法。这类病早期的情况难以区分，因为它们通常都在“持续发热”的名 目下归为一类。
许多医生怀疑，这类病不止一种，但更多的医生认为这 些差别只是同一种病的不同症状。1839年夏秋，英国德文郡北陶顿的一 个医生威廉·巴德发现，他照管的几户茅舍农特别容易得“热病”。巴 德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他要解决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病。他发现 虽然这两种病都发热，皮肤出斑疹，但一种是急性的，几天内死亡，另 一种是慢性的，有时生病要几个月。
还不清楚巴德本人给两种病起的名 字，因为到1873年他的成果才发表，这时区分两种病的荣誉已经给了英 国的威廉·詹纳爵士（1849年）和费城的威廉·伍德·格哈德（1873 年）。急性的被命名为“斑疹伤寒”，慢性的称为“伤寒”，两者在一 些地方很相像。巴德在继续观察后发现，他的大多数伤寒病人都来自同一片茅舍，他们都从同一口浅水井里取水。
看到这些明确无误的肠道病症，他认为 病人的粪便肯定是通过茅舍的土坑茅厕渗入了水井，而住在茅舍的人取 井水饮用。在做了一两次没有结果的试验后，他撒了大剂量漂白粉在茅厕里，结果得伤寒的人数逐渐减少，最终达到当时任何村庄都希望的极少数目。
研究古老教区记录的地方史专家经常会发现，有些死亡的原因 明显是在很小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得病者没有年龄限制，一年中任何 时候都会得病。有时还能发现住得很近的一些家庭死者的名字，甚至还 能确定他们打过水的废弃水井。乡村从水塘、水渠和浅井取水的方式以及将人粪便撒在田里的处理办法，在几个世纪中都没人表示异议，也没有造成让人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且在偏僻乡村几乎一直沿用到今天，直到住户希望彻底改变那些有着不可靠水井和土坑厕所的茅舍时为止。但在18世纪，工人阶级的 生活条件因为工业化开始有所改变。
工业化最早在相对较小的国家英国 发展起步。1801—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890万增加到1790 万，由此带来的问题要比人口的增加远为复杂。随着工业革命的加快， 产生了一场由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极为迅捷的运动。对此，我们将主要探 讨一些对英国有影响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 与所有欧洲国家一样，英国的生活和经济在许多世纪都是靠农业支撑。这时，农耕社区的村庄和小市场集镇突破了它们的边界，扩展到整个乡村，直到在许多地区休耕地消失，单个小村庄失去其身份而成为有统一范围的教区。
不幸的是，就公共卫生而言，地主、投机建筑商和居 民都只把这些新城镇看成是扩大的村庄。随着城镇扩张到乡村，处理废 弃物的困难随之增加。把粪便倒入河中不会有人制止，而河水还要供人饮用。流动的水道带走了城镇的大多数废弃物，还要供应居民用水。像伦敦的泰晤士河和布里斯托尔的埃文河这样受潮汐影响的河流，涨潮时 会带来大量有害物质，增加污染的危险。使用蒸汽动力使得已经不足的 供水更为减少，工厂把河道作为现成的废水排放管。
到1830年，英格兰 的大工业城市已经没有一个让人放心的饮用水供应，这些地区的河流污染严重连鱼都无法生存。 英国工业革命中工厂周围建造了密集的住宅区 农村人不断涌进城市建了越来越多的房屋。新建的房屋肯定会靠近工厂，厂主和工人都不愿把时间浪费在路上。承包商要将空地利用到最 大限度，在最小的空间塞进最大数量的房屋。
工厂要在工人有房住时才能开工，因此盖房速度很重要，建筑商不会浪费时间去挖地基，建承重 墙，砌顶层。这些房屋是用现成的材料草率建成的，一排排挨着，庭院狭小。新建房屋与乡村房屋一样按照同样的原则使用，一幢住宅或只是 部分给一家住，有共用的供水设施和户外厕所。这些厕所往往只是给一 个院子或一排房挖个简单的土坑。
随着时光推移，工厂的数目增加，建房已赶不上工业城镇居民的流入速度，现有工厂附近也没有可用的土地。接纳房客和分租房屋就成了常例。很少有家庭住的房子超过一间，一幢两室的茅舍可能会住20个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清洁、隐私、体面、适当的公共卫生和供应洁净 水都无从谈起。从每天有几十个人使用的肮脏厕所中溢出稀烂的粪便，流满院落，渗入泥土，污染了挖得不深的水井，而住户又从这些井中去取总是不够用的水。
我们应该在头脑中消除一种常有的谬见，即认为所有这些污秽情形 都是新出现的。实际工业城市里所有这些主要的弊端在乡村早就存在。 吃不饱肚子的家人住在过于拥挤的茅舍，妇女和孩子在田里干活，男劳 力为挣到勉强糊口的工钱从早到晚地劳作。隆冬在荒凉山坡驱赶乌鸦的 七岁孩子得不到在厂里干活的大孩子能得到的同情。人们记住了监工的皮带，却忘了农场主的鞭子。
我们看到一个怀孕妇女在玉米地锄草累得 要命总是无动于衷，而在看到她的姐妹在地下拉煤车就会感到震惊。现代的城市居民把乡村当做世外桃源，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实际这 从未存在过。这让我们对事实熟视无睹，工业城镇的每一种弊端都源自乡村，这不是人口移动的结果而是生活方式位移的结果。
在乡村，这种生活方式没有发展到无法容忍的危险程度，因为那里的社区不大，茅舍稀疏，人们在旷野里干活。而在城市社区空间局促，房屋相连，工厂工人在封闭环境中长时间一起工作，传染病流行的灾难无法避免。他们只好从问题的根源出发，进行卫生改革，改善环境来有效缓解霍乱带来的病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