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余年》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场景,庆国打下了一大片疆土,被侵略了的北齐派人带着几大箱贡银要与庆国重新划定疆界。大理寺少卿辛其物在谈判刚开始就拿到了范闲提供的对方情报,在谈判桌上大放异彩,无耻耍赖,大放厥词,唾沫横飞,把对方的官员弄的又惊又惧。对方也擒获了庆国的高级间谍言冰云,双方在谈判桌上的终于打了个平手。

由此可见,一个优秀的谍报人员和情报分析人员,对于战争与和平有着怎样巨大的关联。而在清平乐时代的宋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包拯居然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情报分析人员和战略研究专家,一起跟白羽了解一下。

一、 宋夏之间的谍报战背景

宋朝初年,宋太祖赵匡胤有平定天下之志,对谍报战线的工作非常重视。乾德元年就派出卢怀忠出使荆南,卢怀忠不负众望带回了地形军事、人心向背等重要的军事情报,为平定荆南奠定了基础。乾德二年,宋太祖策反了后蜀高级间谍孙遇、赵彦涛和杨蠲三人,不仅获得了蜀国后主孟旭写给北汉主的蜡丸书,为向蜀国开战找到了借口,还让三人“使指陈山川形势,戊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获取了蜀国全部的军事战略和地理情报。结果是宋军只用了两个月就灭掉了后蜀政权。

到了宋真宗那会,由于宋辽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此后,宋朝更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整日沉湎于歌舞升平的享乐生活。真宗皇帝在奸臣王钦若的建议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型史书级造假活动“天书封禅”运动,(白羽在前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自欺欺人闹剧,宋真宗的封禅大典》中有过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上行下效,高层领导们们对拍马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跟人玩命的军事活动自然没人重视,谍报工作也随之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西夏的党项族趁机彻底做大,居然成了宋朝的大患。西夏人对宋朝的情报则是来源于方方面面的收集,早就做好了跟宋朝翻脸的准备。而大宋朝廷这边一听说西夏居然跟天朝叫板,于是一帮热血上头的酸儒书生喊打喊杀准备教训一下这个蛮夷小邦。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正月,元昊大败宋军,取得了三川口大捷,俘虏了宋军主帅李士彬、刘平等人。数月之内连续攻陷数寨,形势对宋军非常不利。军队没有战斗力打不过人家,大宋只好吃个哑巴亏。而此时,像范仲淹,田况,夏竦这些精于军事的官员就已经意识到了谍报工作的重要性。

鸡贼的辽国人一看两国掐架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于是不断派出使者,以调解为名义,分别向两国索取利益。从此,宋、辽、夏就进入了两两外交的鼎立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与其他两国保持着非结盟的对立状态,此时外交和谍报人员的指挥和情报工作就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军事上连年战败的大宋王朝必须从这种复杂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而历史上的包拯却纷繁复杂的现实形势中,能认识到“三国外交”的深层原因,并提出有价值的看法,使宋廷能有所备,并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宋仁宗《天章阁策问》包拯从容应对

皇佑元年,宋仁宗通过契丹使节的到访和边侯的探报了解到辽国将讨伐西夏国。而契丹与西夏交战,两国把部队都拉拉到了边境线上,战事一触即发。当时许多宋朝人都乐观地认为,这两个敌对国家最好是往死里打,头破血流,同归于尽。

年轻的仁宗头脑还是非常清醒的,毕竟他又不是庆帝这种大宗师,一出手就是一大片手榴弹的存在。为了应对这不期而至的形势变化,他亲制了一篇《天章阁策问》,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征求群臣对辽夏事态的发展的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皇帝并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假如辽国使节前来,以伐夏为名,向我方提出无理要求,我方应当如何回答?假如辽国军队诈称西行,实际上却打算南侵我朝,则以何处来做阻敌之地?任命何人为帅?如何补充和丰富边境战略要地的军事储备等等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还没有在开封府打坐的的包拯,正担任户部副使。他在其《答诏所问御边之策》中,对皇帝的问题均逐一作了详细的回答。从中可以看出包拯在处理纷繁复杂外交问题时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智慧。

首先,在处理民族问题原则上,包拯认为朝廷在思想上一定要予以足够的认识的重视。因为戎狄“贪而好利,忍而好杀,强则骄傲,弱则卑顺”是其不可能改变的天性。宋朝许多士人认为北方的戊狄乃肢体之疾,不必过于担心。

而包拯则提出了不同意见,《包拯集》中记载:“议者或谓四夷乃支体之疾,夫支体之疾,亦根于心腹矣,苟支体未宁,则心腹安得无患”,绝对不能对其麻痹大意而掉以轻心。

北方的辽国“自先朝请盟之后,边鄙无事垂四十年”,虽然再也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战争或纠纷,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的统治者从心里就没有打算南侵我朝,“所以然者,以国家岁入数十万计,往还聘问之礼未之或缺,无鲜而动,佳兵不祥,不欲屈在彼耳,非有服仁义、崇德让之道也”。

这番话从政治层面剖析了敌我三方各自的立场,对国家的内政外交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影响了国家战和决策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庆历四年(1044),辽夏两国终于打累了,打算坐下来喘口气。西夏派使者人到宋朝来议和请降,同时辽国也遗使进书,“其意未顺”,颇有烦言。面对这样的情形,两面讨好的方法当然是最如意的算盘。现实的具体情况,可是不会这么容易达成的。如何恰到到处地处理好与它们的复杂而有微妙关系,皇帝再次头疼。

这一次,包拯认为朝廷应该进行全面均势外交,以避免出现东西应敌的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如果辽夏联结,东西夹攻,宋朝形势将会更加恶化而变得难于应付,陷于被动制受的两线开战的困境。那么,宋朝究竟要如何走下一步就必须进行仔细的研究,而包拯提出了解决了办法,找辽国人、西夏人探探口风不就明白了吗?既然人家不肯明说,那就需要我方建立专业情报机构,做出判断。

三、 包拯提议建立常备的情报机构

宋朝的情报机构是个非常奇葩的存在,随意性非常大。如果陈萍萍、范闲出现在大宋王朝,估计得泪奔。宋夏战争前,西北的情报工作几乎处于零状态,直到战争爆发之后,正面战场损失惨重,才开始加强情报领域工作的努力。

可是等情报工作初见成效后,国家已经决定议和,一切又都回到原点,直到下次战前再匆忙组建进行,如此反反复复,主要原因在于北宋政府“右文轻武”的政策、“将从中御”的取将思想。针对这一弊端,包拯认为:“沿边州军探候事宜,于体最急”。

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包拯列举史实证明:“旧日何承矩、李允则识房之情伪,大小必得其实”,军事情报工作做的是很不错的,可是后来的继任者却做得越来越差了,派遣的间课情报人员的素质差,经费又被日渐侵用,情报自然也不灵验,以致于有的汉人全家被提去,“沿边守将殊不以此为意”。

包拯担恐如此继续下去,会出现“一日城及境而不知也”的严重情况,因此请求朝廷和边将整顿探续事宜,机构一定要完整健全,人员一定要严格训练,经费一定要严格落实,任务一定要详细具体,“只令探首领所在,任将相何人,山前山后人衰乐如何,诸国臣与不臣,并训练点集兵马,造作奸谋,年岁丰凶,转移粮草,凡于大事,即许申报””:其他一些细碎寻常、虚伪不实之事,就不需要刻意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详加打听了。如果朝廷和边关将领能根据准确的情报而做出的决策,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较大的错误了。

这段话的思想其实就是要建立经常性的、完善的情报网络和渠道,提出了准确掌握敌情,坚持常备不懈,可以使国家能够及时了解各种情报以及其发展变化。

包拯还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话“无持其不来,特吾有以待之也:无情其不攻,情吾之不可攻也”的说法来警戒宋朝君臣。只要常备不懈,“来则驱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边关也就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让朝廷再担惊受怕了。

白羽点评:包拯在我国民间百姓中是以清官而著名的,素来以“立朝刚毅,贵戚官官为之敛手,闻者皆禅之”“而载诸史册,并传之于后世。其至今仍百姓所称道不绝者,基本属于“包青天”的故事。其实在历史上,包拯出使过契丹,担任过“河北都转运使”这样沿边州军的地方官,最后做到官居朝廷的枢密副使,因此其对宋朝民族矛盾的处理和对边关军事的建议,也应当有值得重视之处。 包拯这样的人才,如果出现在经费充足,人员齐备的庆国鉴查院当中,估计范闲的首席军师言冰云的位子怕是不稳了。对此,不知道小范大人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