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粮打战,是宋朝政府常做的事情。自唐末五代起,“纸契”的伟大并不止在于飞钱,对于大商人而言,“交引”才是最伟大的发明。

北宋初,朝廷实行“入中制度”,这个制度十分好理解,但也十分新颖,那就是:“朝廷就以军队的所在位置为中心,收购就近市面上大商人的粮草,返回再给予官营盐、茶作为商品交换,而这个交换凭证,正是交引”。因此,宋代将“纸契”的功能深化,实现了“军事财政”协调的高效率处理,而北宋在前期战争的迅速展开,与这项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被迫营业的“金融”:宋朝皇帝表示:“没那么高级,其实就是为了欠钱”

北宋伊始,宋太祖赵匡胤致力于统一中原而频繁发动战争。但是早期的宋朝政府,是从五代乱局中蜕变而来,朝廷既没有足够的“税收”财富支撑国库,对国家的掌控力度也不大,因此打战的军费便成了问题。

于是,宋朝廷决定“接地气”,引用民间商人流行的“交引”进来,形成了北宋政府的“入中”体系,史称入中制度。

入中制度听似高大上,还与“金融”沾边,但其本质,还是宋朝政府为了合理“欠钱”而进行异地支付、错时支付的凭证。例如汴京城需要钱财或者商品,那么朝廷便向大商人“借”,最后以“官营”的茶或者盐作为“期货”商品作为代替支付的物资。因为在宋朝时,市面上的大宗商品茶和盐,绝大部分被政府牢牢掌控,因此,这些商品本身就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货源。

这两种支付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错时支付”,因为北宋政府在没有那么多“货物”的情况下,打白条。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杂钞及杂货”,这里所谓的“慢钱”,就是错时支付。比如四月份,汴京商人给朝廷运了粮食,而朝廷以五月份甚至六月份的“茶或盐”作为支付物资,这样一来,不仅不用给现钱了,连货物都预定到往后了,给予朝廷巨大的喘息空间。

“官家,国库空虚粮紧张啊,要不您出面打个白条?”

“随便吧,朕的债主,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

汴京总体而言,需要“打白条”的次数还不是最多的,最多的反而是当时的军事重镇,河东路、河北路、陕西路。这些地方号称“屯田、营田岁入无几”,因此“不足以供军费”。这些地方因为临近边境,难免会被游牧民族经常“打草谷”,因此农业发展并不好,所以只能依靠大商人将粮食送过来,然后再给他一张“交引”,可以选择到汴京换钱,也可以到茶、盐产区换货源,当然,在北宋政府的引导下,相信没有多少商人可以拿到钱。

宋朝廷和官家一看:哟嚯,这招还挺划算,比空手套白狼还要空手套白狼,一顿操作,这种合理的“欠账”比欠债不还更轻松,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朝廷面对中央还有地方的粮食、商品供应问题。因此,几乎北宋的中前期,太宗、真宗、仁宗都要给自己找了一个“军镇”那么多人的债主:“诸州军逐年夏秋例各置场和籴,入中诸般粮草,准备军须”,很明显,入中的便捷让宋朝廷膨胀了,这条命令无异于告诉军镇:

“都开放粮仓,等着别人给你们送粮食,都敞开了吃,不差钱也不差米”

也正是这样无节制地“欠钱”,最后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让宋朝廷的“冗兵”、“冗费”问题加深严重。

朝廷欠钱也很无奈:“按原价欠是不可能按原价欠的,只有给多点利息,溢价还债这样子才能继续浪下去”

上述提到入中制度的便利,但在实际上,朝廷欠条“交引”,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例如大商人给汴京送了二十万石粮食,不是宋朝廷给予价值二十万石粮食的“茶、盐交引”就能把商人打发走的,商人也是为了赚钱,他们以“交引”兑换钱或货物,本身也存在损耗,因此宋朝廷只有“溢价”,才能保证交易的稳固。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行吧,给你多一半”

而在真实的“交引”中,朝廷往往真的是溢价50%为约定债务。二十万石粮食,可能就要开三十万的“欠条”给商人,这样一来,才能保证下次可以继续好好地忽...不对,是借商人的钱或物。

在商业利益上而言,如果没有溢价,商人的确一直吃亏,造成这个情况的根源还是因为“交通”和“时差”。交通是个容易理解的因素,商人以交引去边境取盐,到头来还是需要拉到中原内地来销售,这其中的交通费用就是一笔大开支。而“时差”,其中产生的利益和如今理解的“银行活期”利息是一个意思。

例如北宋时的“镇戎军”和定州军,就曾“溢价”还债:“镇戎军入粟直二万八千,定州入粟直四万五千,给茶皆直十万”。这里就是两个最好的“溢价”例子,但溢价并没有达到一半这么多,其中,因为镇戎军的位置更偏远,因此溢价更高,等同于“交通补差”,而定州相对而言交通更方便一些。

时间久了,商人们都发现:这生意太好做了,赚个溢价,都要比买卖本身还赚钱,还做啥买卖,不如直接做金融。

因为实际上,朝廷并没有考虑到交引的“流通”问题,商人获得朝廷交引,严格来说只是一张“不记名债券”,谁来了都能换货物,例如东南商人以“边境运输货物交通不便”为由和朝廷溢价,然后再将翻倍的交引卖给边境地区的商人,这就赚取了巨额差价,对于朝廷而言,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亏空。

“相公(宰相),为何最近宫里的粮食没添多少,花出去的钱反而多了?”

“哎,这就是生意啊,官家,借钱的代价就是如此”

朝廷的购买力大大下降,平时五贯钱都当作一贯钱用,加剧了北宋冗兵、冗费的现象,所以,北宋之所以穷,说白了还是做生意没天赋,技不如人,被大商人一波波地收割了。

从不吃亏的朝廷:“居然钻咱们空子,必须得好好治治,不然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封建王朝”

冗费现象出现,朝廷逐渐意识到这种问题了,因此宋仁宗时期,就连忙让范仲淹开始设计“变革之法”

“相公,快快救救孩子吧”

“官家稍安勿躁,容我先和韩琦吵一架”

但令人无奈的是,庆历新政还没怎么动手呢,范仲淹和韩琦等人就自己内部搞矛盾把自己这个脆弱的小团队淘汰了。但这其实也说明了,早在北宋早期,交引泛滥导致的冗费、冗兵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因为不需要朝廷立即支付,所以导致的集体出现了“我很有钱”的错觉,实际上,冗费主体便是朝廷与商人之间的“债务”,不是不还,只是时候未到。

频繁写“交引”,超前消费过度,朝廷因此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弊端,那便是“资不抵债”。首先交引“溢价”的支付方式上,朝廷的利益就出现了巨大的亏空,其次,因为承诺的“交引”越多,茶、盐等主要代替支付物产的兑换时间延长,商人于此无利可图,导致交引渐渐失去了“信用”。

面对这种弊端,宋朝廷唯有两种方案可解决问题:

一是取消入中制度,完成现有交引兑换,停止持续签订交引

二是收购市场上流通的交引,保证官营茶盐业能够正常兑换。

而在事实上,宋朝廷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据《文献通考》记载,自宋太祖、太宗时期起所积累的“交引”,已经超过朝廷合理的支付范围,叫停入中制度刻不容缓。但是再叫停入中制之前,朝廷还需要先花钱把交引收回来。这种大型的收购计划,主要集中在宋仁宗后期以及宋神宗时期,也正是为了溢价收回“烂账”,朝廷的国库再一次高度损耗,因此才有了王安石以“打击大商人”为己任的王安石变法。

真正对大商人造成致命一击的还是宋徽宗时期的蔡京,民间商人组成团队,用大量现金收购交引,以此和朝廷叫价,而蔡京则是不吃亏的主儿,大商人做初一,他便做十五,频繁在通货的发行和法律上变化,导致大商人损失惨重,虽说此举有伤公允,但也是唯一解救宋朝廷困局的猛药。

也正是北宋末期,蔡京的改革与大商人之间正式撕破脸皮,入中制度名存实亡,朝廷不再依靠“交引”来兑换物资,而大商人也不能再炒“期货交引”了,一切看似回归正常,但随后不久,汴京城就破了。结语:

欠债打战,不得不说是北宋在“纸币”契约浪潮下生长出来的新的财政制度,虽然对于贪婪的大商人而言,毫无规划的宋朝廷而言,入中制度的确不尽完美。可同样不可否认的,入中制度有利于社会物资的流通,也减小了朝廷的资金压力,对于宋朝廷的商业环境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