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荡平群雄,北逐蒙元鞑虏于应天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在中国的古代历届帝王中,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卑贱,他放过牛、当过和尚、讨过饭、造过反,可谓饱尝人生百态、世态炎凉,甚至几次造反下来差点命丧黄泉,但最终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创立大明王朝。

因此,朱元璋的奋斗史可以说是一部活生生的草根逆袭成功的经典励志故事。刘邦虽然也是屌丝出身,但他在造反前,好歹也是秦朝的一名底层公务员,而曾经坐过牢的汉宣帝刘病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是皇长孙的身份了,然而,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朕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明太祖实录》),我原本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天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朱元璋能从最为低贱的三代贫农跃居金字塔权力的顶峰,个人能力和综合素质可谓出类拔萃。

在他称孤道寡、追亡逐北,打得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古骑兵哭爹喊娘狼狈北逃后,洪武大帝的文治武功可以说是震惊寰宇,周围蛮邦莫不人人跪服。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旷古烁今的强势帝王,在面对7个派往日本的使臣,5个被杀、2个被扣丢尽颜面的情况下,不得不最终以一部告诫子孙的《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为永不征讨之国而草草收场。对于朱元璋这样一个向来恩怨分明的主,他为何甘愿打掉牙齿咽下肚?又为什么不兴师问罪征讨日本?

要说到这其中的种种是是非非,我们就有必要说说朱元璋遣使日本的历史背景。

大明开国不久,经济颓废凋敝,民生步履维艰,沿海倭患更是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为了昭告天下宣布华夏正统的地位,纷纷遣使周边异域国家,日本也自然成为遣使行列,除了政治上的需要,遣使日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申斥日本管好自己国家的海盗。

1369年,杨载、吴文华等一行7人受朱元璋的重托,远渡重洋出使日本。

此时的日本进入了南北朝时代,北方出现了以光明天皇为核心的北朝政权,南方则以醍醐天皇为代表的南方政权,由于南方醍醐天皇代表正朔,日本国内对外事务基本以南朝为尊。

也正是因为南北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峙,双方军阀彼此混战不休,在内战中战败的武士以及大量闲散的日本浪人等不稳定因素造成日本国内治安环境持续恶化,日本国内的封建领主和大寺院主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同时攫取巨额财富,日本海盗就瞄准了大明王朝东南沿海富庶地区。

杨载、吴文华等一行7人抵达南朝后,由于此时把持南朝国政的是怀良亲王,明朝使臣当场训斥了怀良亲王纵容海盗为祸大明海疆的罪恶行径,同时要求怀良亲王承认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的正统地位,并敕令日本必须每年向明朝朝贡。

其实,对于中国历来的封建王朝,日本这个鞍前马后的学生始终抱着敬畏之心和仿效学习态度全方位汲取中华文明的营养,而到南宋灭亡后,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统中原故地,并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征讨日本的军事行动失败后,日本人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华夏正统已亡,日本才是华夏正统文明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甚至部分日本精英分子公然以中国人的称呼自居。

日本人的这种心理态度的改变,在南北朝时期非常普遍,即便是后来的驱逐异族重建汉人正朔的大明王朝在怀良亲王等一些日本人眼里,也只不过是蛮夷文明的继续而已。

因此,怀良亲王得知大明使臣的来意后,当场拒绝了明朝使臣的要求,并杀掉了除杨载、吴文华以外的五人,杨载、吴文华被扣押异国他乡。

朱元璋获悉后怒不可遏,为此再次遣使递交宣战国书,怀良亲王也针锋相对痛斥朱元璋武力入侵,并扬言奉陪到底。我们可以从怀良亲王给朱元璋的国书片段中窥探出日本人绵里藏针的构想:“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

从这封充满火药味的国书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明显是公开辱骂朱元璋无德不配做华夏之主,同时严明倘若明朝犯疆必然死磕到底的决心。

这封国书让朱元璋大动肝火,但鉴于大明立国不久,国家羽翼未丰亟待休养生息,且元朝两次征讨日本惨败的经验教训,朱元璋思虑再犯遂放弃了征讨日本的想法。

此后,朱元璋为了巩固大明万世江山,更是以宗庙祖训的方式制定了《皇明祖训》将日本列为了15个不征之国的名单里。朱元璋对日本人是非常反感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极度憎恨,在他的一首打油诗中这样写道:“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觉得便。君臣跣足语蛙呜,肆志跳梁于天宪。”

尽管痛恨日本人如此,但面对远隔重洋的艰难险阻和大明开国初期休养生息的局面,朱元璋只好搁置征讨日本的想法,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被列入不征之国或许也是朱元璋的无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