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
安史之乱后，武人地方专权的情况愈演愈烈。经历五代十国后，宋朝开始重文轻武。自此中国的文武关系发生了逆转。其实，在唐朝，文武官员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文官也有一个当武将的梦想。那么，文官与武将是从何时开始相轻？这还得从唐朝寻找原因。
出将入相的理想
从唐高祖至玄宗时期（618～756），军功是唐代文武官员追求升迁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由于唐初统治阶层承继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也与当时的国家情势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多半热衷于开边拓土，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对于建立军功的官员极为重视。不论官员的出身背景或职务，只要能立下战功，官位快速升迁是常见的酬赏。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参与军事的重要因素。
由于士人不论是通过恩荫还是通过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层职务，若任职地点为边区，即有参与战争、一展军事长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战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长期统兵，如武则天时代的名将唐休璟。休璟于明经中第后起家吴王府典签，后调为营府户曹。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奚和契丹连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统兵抵抗，一战成名，开始了长期的戎马生涯。后于武后长安三年（703），因“谙练边事”而拜相，入朝参政。
此外，在朝廷任职的资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贬官边区，因此参与军事工作。对于某些官员而言，此种挫折却成为他们仕宦生涯的一个转机。
以高宗朝的裴行俭为例，他本由明经入仕，任职长安令期间，因参加反对高宗策立武则天的行动，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任安西都护。
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处理西部边防的基础。上元三年（676），行俭由吏部侍郎转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从此成为高宗朝对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将。
玄宗初年的宰相张说也有类似的经历。开元元年（713），张说因姚崇的排挤，失去相位且遭外贬，一度转任武职，担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但他在开元八年、九年（720～721）连续弭平胡人的叛乱后，凭此战功得以再度入朝为相。由此可见军功对于官员升迁的重要性，也使“出将入相”成为部分高阶官员的仕途写照。
刘仁轨
相对于武将，拥有学术知识的文士若能在军事领域中崭露头角，将比同侪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高宗朝的刘仁轨即为一例。刘仁轨与刘仁愿于龙朔三年（663）同时领军镇压百济的叛乱，事定之后，仁轨奉命留守，仁愿带兵返回京城。
由于仁轨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时立功的刘仁愿顺遂。麟德二年（665），也就是平定百济后的第二年，刘仁轨率领新罗等四国的酋长参与泰山的封禅大典，展现其经营域外的成绩，高宗即授予大司宪之职，一年后，升任右相。仁轨在四年内，由刺史而拜相，其升迁之速，充分显示了具有文武两方面能力的官员，在仕进上占有的优势。
唾面自干的娄师德
军功成为官员争取升迁的重要方式，即使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仍会争取统兵的机会。高宗朝的娄师德是一个例子。师德虽为文臣，仍自诩为“猛士”，由京官转而任职军旅，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并因此两度拜相，入朝参政。另外，朝廷中高阶官员是君主选派将帅时首先考量的人选，宰相或诸部尚书往往被任命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出征，形成“卿相统兵”的现象。武德二年（619），以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征讨宋金刚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更为常见，并一直持续至玄宗时代。
在玄宗朝后期，新的发展趋势开始成形。
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长期安定，促使学术持续发展，文学之士的自我优越感日益增强，开始拦阻建立军功官员的升迁。开元初年，宰相宋璟压制边将郝灵佺诛杀突厥默啜可汗的战功，致使灵佺愤而自杀，已开其端。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立下战功，欲以之为相，张九龄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为理由，成功地加以阻止。至天宝年间，玄宗重用缺乏学术知识的蕃将为节度使，边将入相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玄宗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受倚重的边将往往长期统兵，也减少了朝中文官与闻军事的机会。部分文官即使担任节度使，也因缺乏军事能力，致使兵权旁落。例如，担任剑南节度使的张宥因“文吏不习军旅”，所有军政都委由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掌管，玄宗乃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张宥调回朝廷，由章仇兼琼接任节度使。
影视剧《唐明皇》中的李林甫
开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出身官员的统兵机会。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改派有军事经验的武将取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地方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付武臣成为趋势。
然而，“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期的传统，肃宗即位后，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和张镐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立功。尤其是房琯亲自领军反攻长安，却大败于陈涛斜。当时人将此一挫败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似乎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压制文臣对于边防的建言。
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建议重修原州的城池，以据陇山之险，防制吐蕃。老将田神功反对此议，向代宗进言：“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以元载是不具军事经验的书生为由，成功地阻止这个计划的执行。
与此同时，部分文官也因自身的背景而在军事领域中退出，这也许是受到当时中央权力衰落、军队难以统御的影响。例如，建中元年（780），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请求调职入朝，而推荐行伍出身的武官姚令言继任。两相作用之下，文士对军事的参与持续减少。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表示在当时全无例外。武人轻视文人的军事能力是唐代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态度有时反而成为招致失败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也有类似的状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试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长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书，因此“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说，朝中的执政者虽看重其军事能力，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盟的相关事宜。因此，樊泽虽具有统兵的能力，终其一生，参与军事任务的机会仍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与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个别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能力，仍无助于改变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控制。朝廷威信的减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阶文官执掌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象征。杜佑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对于国家安定的必要性。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长期承平，归功于以朝中的卿相统兵。朝中的高阶官员统兵出征，等到军事任务结束，即返朝任职，并不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的权势不致坐大。
后来玄宗改变这个体制，导致兵权失控，安禄山之乱即是边将久任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提倡恢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军队，维持政治的秩序。
至于在战场上，这些统兵的卿相是否能获取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杜佑关注的重心。
在上述的几位统兵卿相中，李敬玄与刘审礼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统兵十八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因李敬玄不习兵事，临阵退却，致使刘审礼被俘，唐兵大败，实为相当失败的事例。但杜佑不避讳提及此二人，仍说卿相统兵是“安边之良算”，可见其论说的重点不在于战场的胜负，而在于军队的控制。
正因如此，在唐代后期由武官掌控军队虽为常态，朝廷仍然会为了军事控制的需要，任命文官担任节度使等具有兵权的职务，即使他们未必真有统兵作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