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

安史之乱后,武人地方专权的情况愈演愈烈。经历五代十国后,宋朝开始重文轻武。自此中国的文武关系发生了逆转。其实,在唐朝,文武官员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很多文官也有一个当武将的梦想。那么,文官与武将是从何时开始相轻?这还得从唐朝寻找原因。

出将入相的理想

从唐高祖至玄宗时期(618~756),军功是唐代文武官员追求升迁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是由于唐初统治阶层承继了北朝以来的尚武传统,也与当时的国家情势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多半热衷于开边拓土,经常发动对外战争,对于建立军功的官员极为重视。不论官员的出身背景或职务,只要能立下战功,官位快速升迁是常见的酬赏。这是吸引士人和文官参与军事的重要因素。

由于士人不论是通过恩荫还是通过科考入仕,在仕宦的初期,常被派任地方基层职务,若任职地点为边区,即有参与战争、一展军事长才的可能;若能立下战功,往往受到倚重而长期统兵,如武则天时代的名将唐休璟。休璟于明经中第后起家吴王府典签,后调为营府户曹。高宗调露元年(679),突厥、奚和契丹连兵入侵河北道,休璟统兵抵抗,一战成名,开始了长期的戎马生涯。后于武后长安三年(703),因“谙练边事”而拜相,入朝参政。

此外,在朝廷任职的资深文官,也可能因得罪主政者而被贬官边区,因此参与军事工作。对于某些官员而言,此种挫折却成为他们仕宦生涯的一个转机。

以高宗朝的裴行俭为例,他本由明经入仕,任职长安令期间,因参加反对高宗策立武则天的行动,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后来升任安西都护。

这一段经历,奠定了他日后处理西部边防的基础。上元三年(676),行俭由吏部侍郎转任洮州道左二军总管,从此成为高宗朝对抗吐蕃和突厥的名将。

玄宗初年的宰相张说也有类似的经历。开元元年(713),张说因姚崇的排挤,失去相位且遭外贬,一度转任武职,担任右羽林将军兼检校幽州都督。但他在开元八年、九年(720~721)连续弭平胡人的叛乱后,凭此战功得以再度入朝为相。由此可见军功对于官员升迁的重要性,也使“出将入相”成为部分高阶官员的仕途写照。

刘仁轨

相对于武将,拥有学术知识的文士若能在军事领域中崭露头角,将比同侪更容易得到皇帝的青睐,高宗朝的刘仁轨即为一例。刘仁轨与刘仁愿于龙朔三年(663)同时领军镇压百济的叛乱,事定之后,仁轨奉命留守,仁愿带兵返回京城。

由于仁轨才兼文武,他的仕途就比同时立功的刘仁愿顺遂。麟德二年(665),也就是平定百济后的第二年,刘仁轨率领新罗等四国的酋长参与泰山的封禅大典,展现其经营域外的成绩,高宗即授予大司宪之职,一年后,升任右相。仁轨在四年内,由刺史而拜相,其升迁之速,充分显示了具有文武两方面能力的官员,在仕进上占有的优势。

唾面自干的娄师德

军功成为官员争取升迁的重要方式,即使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仍会争取统兵的机会。高宗朝的娄师德是一个例子。师德虽为文臣,仍自诩为“猛士”,由京官转而任职军旅,前后长达三十多年,并因此两度拜相,入朝参政。另外,朝廷中高阶官员是君主选派将帅时首先考量的人选,宰相或诸部尚书往往被任命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出征,形成“卿相统兵”的现象。武德二年(619),以尚书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统兵征讨宋金刚是最早的例子。到了高宗、武后时期更为常见,并一直持续至玄宗时代。

在玄宗朝后期,新的发展趋势开始成形。

一方面,是国家内部的长期安定,促使学术持续发展,文学之士的自我优越感日益增强,开始拦阻建立军功官员的升迁。开元初年,宰相宋璟压制边将郝灵佺诛杀突厥默啜可汗的战功,致使灵佺愤而自杀,已开其端。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立下战功,欲以之为相,张九龄以“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为理由,成功地加以阻止。至天宝年间,玄宗重用缺乏学术知识的蕃将为节度使,边将入相的可能性大为降低。

另一方面,玄宗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受倚重的边将往往长期统兵,也减少了朝中文官与闻军事的机会。部分文官即使担任节度使,也因缺乏军事能力,致使兵权旁落。例如,担任剑南节度使的张宥因“文吏不习军旅”,所有军政都委由团练副使章仇兼琼掌管,玄宗乃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将张宥调回朝廷,由章仇兼琼接任节度使。

影视剧《唐明皇》中的李林甫

开元末期,宰相李林甫以“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为理由,建议玄宗重用蕃将,进一步削减了文士出身官员的统兵机会。后来安史乱起,朝廷为了作战任务的需要,也改派有军事经验的武将取代某些由儒者担任的地方官职。例如,河东太守李麟,在任时甚有政声,但因安禄山的军队逼近,“朝廷以麟儒者,恐非御侮之用,乃以将军吕崇贲代还”。

儒者、文士不能处理军事的印象,似乎在玄宗朝晚期已然形成,上位者将统兵之任交付武臣成为趋势。

然而,“卿相统兵”毕竟是唐代长期的传统,肃宗即位后,仍任命有“文武才”的文臣统兵。至德年间(756~758),房琯和张镐先后以宰相的身份统兵作战,但两人皆未能立功。尤其是房琯亲自领军反攻长安,却大败于陈涛斜。当时人将此一挫败归咎于房琯所倚重的僚属李揖、刘秩等人是“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似乎更加深了读书人无法处理军务的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武官更有理由独揽军事议题的发言权,压制文臣对于边防的建言。

大历八年(773),宰相元载建议重修原州的城池,以据陇山之险,防制吐蕃。老将田神功反对此议,向代宗进言:“夫兴师料敌,老将所难;陛下信一书生言,举国从之,听误矣。”以元载是不具军事经验的书生为由,成功地阻止这个计划的执行。

与此同时,部分文官也因自身的背景而在军事领域中退出,这也许是受到当时中央权力衰落、军队难以统御的影响。例如,建中元年(780),泾原节度留后孟皞“自以文吏进身,不乐军旅”,请求调职入朝,而推荐行伍出身的武官姚令言继任。两相作用之下,文士对军事的参与持续减少。

事实上,儒者、文士不能统兵只是一种刻板印象,并不表示在当时全无例外。武人轻视文人的军事能力是唐代后期出现的普遍现象,但这种态度有时反而成为招致失败的原因。一位在德宗朝被誉为“有将帅材”的文臣樊泽也有类似的状况。樊泽于建中元年(780)试中“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入仕。他生长于河朔,既有武艺,又好读兵书,因此“朝廷以其有将帅材,寻兼御史中丞,充通和蕃使”。

也就是说,朝中的执政者虽看重其军事能力,却未派任军职,而是命他出使吐蕃,处理两国会盟的相关事宜。因此,樊泽虽具有统兵的能力,终其一生,参与军事任务的机会仍然有限,仅在山东南道节度使时,领军参与讨平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之乱,并立军功。由此可见,个别的文官虽具有处理军务的能力,仍无助于改变武官对兵权的专擅。

自安禄山叛乱以来,武将的擅权削弱了朝廷对地方军、政事务的控制。朝廷威信的减弱,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朝中的主政者对武将有所猜忌,任命朝中高阶文官执掌军务,就成为维系朝廷统兵之权的象征。杜佑就特别强调“出将入相”传统对于国家安定的必要性。

杜佑把唐朝前期的长期承平,归功于以朝中的卿相统兵。朝中的高阶官员统兵出征,等到军事任务结束,即返朝任职,并不久任于一地、一职,故边将的权势不致坐大。

后来玄宗改变这个体制,导致兵权失控,安禄山之乱即是边将久任体制下必然产生的结果。因此,提倡恢复“出将入相”的传统,最重要意义在于中央政府能有效控制军队,维持政治的秩序。

至于在战场上,这些统兵的卿相是否能获取战争的胜利,并不是杜佑关注的重心。

在上述的几位统兵卿相中,李敬玄与刘审礼于高宗仪凤三年(678)统兵十八万,与吐蕃战于青海。因李敬玄不习兵事,临阵退却,致使刘审礼被俘,唐兵大败,实为相当失败的事例。但杜佑不避讳提及此二人,仍说卿相统兵是“安边之良算”,可见其论说的重点不在于战场的胜负,而在于军队的控制。

正因如此,在唐代后期由武官掌控军队虽为常态,朝廷仍然会为了军事控制的需要,任命文官担任节度使等具有兵权的职务,即使他们未必真有统兵作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