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诸侯并起。董卓入京以后，为了快速攫取财富，废止了两汉时期的五铢钱，改铸并发行了一种“小钱”，一举使得当时的货币系统进入了长期的崩溃状态：“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国志·董卓传》）
换句话说，董卓通过用一种面值相同但重量大幅度下降的劣质钱币，代替了原来的五铢钱，以此达到敛财目的，最后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了汉末货币市场的崩溃。
钱币虽然迅速衰微，但这样两种实物——“谷物”和“绢帛”却依然坚挺，在三国时期，它们不仅与钱币分庭抗礼，还屡屡赶超和取代之，成为主流“硬通货”。
一、魏国以谷帛为市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任汉丞相后，废除了董卓的“小钱”，继续延用原来的五铢钱。但是，一个问题却出现了，即谷贱伤农：粮食价格大幅度下滑，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废除小钱是好事，为何却造成这种负面效果呢？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是时不铸钱既久，货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己。”
因为东汉朝廷很长时间没有铸币，市面上现存的五铢钱本来就很少，其购买力也因此显著提高。相对应的，粮食价格就大幅下跌了。
此后，曹丕继承曹操的遗志，继续推行五铢钱，然而仅仅7个月后也宣告失败，于是他“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晋书食货志》），社会商品流通又回到了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状态。
以粮食作为流通货币非常好理解，因为它能直接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为招募贤才，均是以粮食作为俸禄，由此出现了粮食计量单位“石”。汉代，官员以“石”表示职级的大小领取俸禄。
而以“绢”则并非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古代百姓多穿麻。“绢”其实可以理解为当时的大额货币，我们以魏明帝时期一次“买官事件”为例，当时护军将军蒋济负责提拔武官，因而成为众多武官的贿赂对象。
《三国志·夏侯尚传》记载：“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也就是说，牙门官、百人督这种职务，其“价格”都是以绢的匹数作为单位的。
而且，绢也是当时可以拿出去花的货币，《晋书·胡威传》记载，当时荆州刺史胡威到荆州去上任，因为没有盘缠，其父胡质“赐绢一匹为装”，胡威问父亲：“大人清高，不审于何得此绢？”胡质说：“是吾俸禄之余，以为汝粮耳。”
一匹绢可以当远行的路上盘缠，可见在当时，绢确实已经成为流通货币。胡威已经做到州刺史一级的官员，还对父亲家中藏有一匹绢而感到惊奇，说明绢的购买力确实不俗。
尽管谷物和绢帛可以成为当时的流通货币，但是其缺点也非常明显。相比较于金属货币，虽然民间盗铸现象也层出不穷，但是其技术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而像谷物和绢帛，其作假门槛却低了许多，尤其以谷物为易。
《晋书·食货志》记载：“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要想在谷物上作假，仅仅用一盆凉水就够了。因此，后来曹魏不得不重新使用金属货币，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晋书·食货志》）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五铢钱，再一次被魏国皇帝请了出来。
二、蜀国消失的“直百钱”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成为成都之主。经过几年战争，刘备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这时，川蜀人士刘巴向刘备提建议——铸“直百钱”。刘备欣然采纳，最后结果是“数月之间，府库充实。”（《资治通鉴》）
刘巴不是刘谦，当然不会变魔术。他让刘备铸的“直百钱”乃是一种大额的铜钱，其面值远远大于实际金属的价值。
因而，这种货币一发行，就起到了短时间内聚敛民间财富的目的。但是，这种方式乃是“饮鸩止渴”，必不得长久。
于是，反而是“绢帛”，日益成为蜀国的常见货币。比如诸葛亮曾经在给刘禅的上表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财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在这里并没有说自己死后家里剩下多少钱，而是说有多少帛，可见这个时期重臣们的“家无余财”，指的就是没有“绢帛”了。
另外一个证明蜀国的流通货币史绢帛的例子，则听起来比较悲伤。邓艾在灭蜀以后，清点蜀国国库，说其中有：“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三国志》注引《蜀记》）
邓艾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提到了蜀国国库中的米、金银、绢帛存量，可就是没有提到有铜钱的事，而他又不是贪赃枉法之人。可见，当时刘备发行的“直百钱”，早已经在蜀国销声匿迹了。
三、吴国销毁的“大钱”
吴国与蜀国一样，也有一段铸造“大钱”的历史。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铸造了一种名叫“大泉五百”的钱币，两年后，又铸造了“大泉当千”。
从“五百”和“当千”，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面额：分别与当时的五百个和一千个五铢钱等值！
这两种货币所起到的作用，跟蜀汉一样，也是快速的从民间聚敛财富。但其副作用也一样明显，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也引起了民间的激烈反抗。
于是，赤乌九年（公元246年），孙权下令：“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三国志·孙权传》注引《江表传》）孙权正式将“大钱”全部销毁，铸造成为器物，结束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而没有了金属货币，谷物和绢帛等实物货币，则成为吴国人民的主要货币。
比如，孙吴后期的东吴后期佞臣何定，曾“使诸将各上好犬，皆千里远求，一犬至直数千匹（绢帛）。”（《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诸将为了讨好佞臣何定，不惜千里购犬，其价格高达数千匹绢帛，参照上文中胡威以一匹绢作为盘缠的例子，其价格绝对惊人。
此外，还有以谷物为货币的例子。《晋书·陶璜传》记载：
“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唯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
合浦郡因为没有农田，百姓用珍珠跟商人换米，但吴国禁绝以后，当地百姓竟然出现饥困，并没有用金属钱币购买米的现象。
四、谷物和绢帛为何能成为通用货币
三国时期，谷物、绢帛代替钱币，成为通用货币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了后来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直到隋唐重归一统，才告终结。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三国承接了汉末货币的崩溃状态。曹操、曹丕父子恢复“五铢钱”但以失败告终。这说明，货币问题是长期积累而成的，无法在段时间内彻底解决。
而刘备发行的“直百钱”、孙权发行的“大泉当千”，其实都有董卓发行“小钱”的影子。他们出于牟利而发行钱币的目的，反而加速了本国货币系统的混乱。
2、三国的分裂状态促进了货币的混乱。在三国时期，各国纷纷铸造自己的钱币，但这些钱币不但没有促进各国货币系统的向好，反而使其更加混乱。而即便是有“良币”出现，也会因为民间盗铸或者敌国恶意盗铸，使得“劣币驱逐良币”。
3、铜资源的紧张和管制不易。铜资源短缺是三国时期各国面临的共性问题。这导致了各国铸造的新钱严重不足，从而一定程度上迫使统治者铸造大额的“大钱”和不足值的“小钱”以改善这种状况。而且，铜在当时还可以被用来铸造铜像、兵器等器物。因此，对民间收集铜币改铸他物，朝廷管制起来十分不易。
而与钱币这些缺点相比，谷物和绢帛的价值相对稳定，还历来是国家富强、百姓富裕的体现。这也是它们能够代替钱币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三国志》、《晋书》、《资治通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