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鹏 教授
一、《资治通鉴》的一个异常现象
《资治通鉴》在汉武帝元朔二年（BC.127）这一年里头记载了一件事：在汉武帝的亲自指挥下，政府查处了一个叫郭解的人，最后判了他死刑。司马光不仅把这件事的关键情节都交代到了，还长篇累牍地引用了班固和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的相关评论，来讨论这件事，前后加起来千把字。《资治通鉴》以文笔精练著称，用一千个字来处理一件事，篇幅不算短。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资治通鉴》只用了六卷，平均一卷得讲九年，每卷最多也就一万字左右。大家想想，九年时间，打一场抗日战争还富裕一年，在《资治通鉴》里头用一万字就讲完了，这文字得多精简！所以《资治通鉴》的编纂有一个“潜规则”，不是对国家政治、社会民生有重大借鉴意义的人物和事件，一般不予录取。像屈原这么大的腕，《资治通鉴》楞是没提一个字，可见取舍之严谨。郭解这样的人物，怎么跟屈原比啊？他只不过是当时在民间有一定影响的侠客，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在苍茫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并不是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大人物。这样一个小人物，汉武帝为什么要亲自出面处理他？《资治通鉴》又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他？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
郭解像
二、郭解其人其事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得先来了解一下，郭解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到底干过哪些事，为什么会引起汉武帝的注意。
郭解是河内郡轵县人，这个地方今天属于河南省济源市。郭解的父亲，在孝文帝的时候就是一名侠客，后来犯事被朝廷诛杀了。可能是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年轻时候的郭解，虽然个头短小，但也喜欢仗剑任侠，一脸杀气，“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呼朋引类，有仇必报，藏纳亡命，作奸犯科（《史记·游侠列传》）。除此之外，私造货币、挖人祖坟这类事也没少干。但到了年长以后，郭解改了，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了，“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史记·游侠列传》）变得比较谦恭节俭，而且能做到以德报怨，给与别人帮助之后也不期待回报。有点做老大的派头了。
关于成年以后的郭解，《史记》《汉书》记载了一些比较典型的事件，我们可以挑几个来讲讲。比如郭解姐姐有个儿子，也就是郭解的外甥了，仗着郭解的势力，做事比较霸道。有一次强灌着别人喝酒，结果把对方给惹怒了，“拔刀刺杀”，把他给杀了，这都是年轻气盛惹的祸，本来喝个酒，多大点事啊！对方一看出人命了，赶紧逃吧。郭解的姐姐不干了，说郭解的外甥，就让人这么给杀了，凶手都抓不住，你郭解以后在道上还怎么混啊？就把儿子的尸体往路边一扔，不葬了，想用这个办法来羞辱、刺激郭解。
郭解在暗地里打听到了凶手的藏身之处。这个凶手也感到比较窘迫，他知道郭解有势力，惹不起。最后只好跑到郭解那里自首。结果郭解却对他说，这个事情不怪你，是我们家小孩不对，“公杀之固当”，甚至还说你杀得对。说完就把凶手给放了，然后郭解自己出面，把外甥收葬了。这个处理结果，让很多人都对郭解感到很佩服，即便是亲外甥被人杀了，也能理清是非曲直，不偏袒。此后不仅信任郭解的人越来越多，更有很多人来投靠、依附他，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社会团体。郭解在当地势力越来越大。
但是从社会治安的角度看，郭解处理这件事的方法是有问题的。这是桩命案，该如何处理，应该由政府相关部门承担调查责任，司法介入进行处理。作为亲属，你怎么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你能不能原谅凶手，那是另外一回事，不应该影响法律程序的推进，更不应该擅自处理。但在郭解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司法力量的干预，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当时的社会上，政府和法律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而像郭解这样的人，很多时候声音可以比政府响。
所以像郭解这样的人，既因为有处理纠纷的能力而享有声誉，同时也让普通老百姓感到一丝惧怕。百姓怕官府，你居然比官府还厉害。于是在郭解的家乡，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解出入，人皆避之”（《史记·游侠列传》），只要一看到郭解，人们都自觉让路，躲得远远的。但偏有人不信邪，有这么一个人，见到郭解，居然“箕倨视之”，坐在那儿，两条腿往前岔开，像个簸箕似的，这在古代是一种很傲慢的待人方式，非常没有礼貌。郭解的手下非常气愤，当场就想把这个人给杀了。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对方这么做固然很没有礼貌，但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杀人啊，这就足以证明郭解在当地的威势！但郭解还是识大体的，阻止了手下，暗中问了这个人的姓名。郭解问他的名字，是不是想打击报复呢？恰恰相反，郭解说：“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史记·游侠列传》）在本乡本土被人不尊重到这种程度，说明是我自己的品德不行。于是郭解就要“修德”。怎么修呢？古代的时候，老百姓要为政府服徭役，就是给国家义务劳动。汉武帝时候的规定，一般每个壮丁一年里面要义务劳动一个月。郭解就跟当地管事的官吏打招呼，说轮到这个人服役的时候，就跳过去，不要让他承担徭役。得罪郭解的这个人一开始很奇怪，眼看着就轮到要去服役了，怎么官府不找我呀？几年下来都是这样，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郭解在暗地帮他。这个人很感动，我之前对郭解这么不尊重，他不但不记恨，还帮我。于是就跑到郭解那儿去谢罪，表示要尊重他。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对于郭解来说，这是以德报怨，通过这样的举动又一次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但再仔细想一下，这里还是有问题。大家轮流服役，本来是一项制度。郭解一句话，这个曾经得罪他的人就不用去履行这种义务了，这是对制度的破坏啊，对其他百姓来说也不公平，你凭什么享受特权呢？这件事上，郭解虽然立了德，但他立的是“私德”，同时却破坏了“公义”。
通过这两个故事，大家可以看到，郭解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在当地权威很大。他自己具有一定的品格，能得到大家的信任，也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用班固的话讲：“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汉书·游侠列传》）在本地有很大的势力，甚至超过公侯。
郭解这个人物，《史记》和《汉书》都是把他放在《游侠传》里叙述。按照司马迁的分类，郭解属于布衣游侠的典型。那么游侠这个社会群体是由哪些人构成，他们具有哪些基本特征？这个群体的行为，和政府倡导的社会秩序之间又存在什么矛盾？这都是需要仔细分析的。
三、游侠群体及其特征
“游侠”这个群体，从战国一直到汉代，都非常活跃。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面把这类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卿相之侠，一类是布衣之侠。
卿相之侠，最著名的就是战国四公子，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齐国孟尝君、楚国春申君。四公子就凭借着自己的财力和政治地位豢养了一大批才能之士，称为“门客”。四公子的门客，都是多达几千人，形成各自庞大的势力集团，各国的国君都要忌惮三分。当时混乱的社会秩序，也给这类集团提供了施展才能的空间。而权贵豢养门客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我们上一讲谈到的淮南王刘安，就是汉武帝时代典型的卿相之侠。刘安的门客，也有上千人。
另一类布衣之侠，在汉代初期尤其多，郭解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位。从“布衣之侠”这个名称上我们就能看出来，郭解这样的人，在政治地位上跟战国四公子、淮南王刘安是没法比的，只是一介布衣。但他们也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人，在社会上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不过收养门客、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并不是游侠最核心的特征。那么他们最核心、最根本的特征是什么呢？司马迁曾经总结过，无论是卿相之侠还是布衣之侠，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史记·游侠列传》）言必信、行必果，一诺千金，为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甚至可以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才是游侠的真精神。
在卿相之侠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战国时候的信陵君窃符救赵。秦国攻打赵国，把赵国首都邯郸给包围了，情况很危急，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惧怕秦国的势力，不敢救。魏国的信陵君和赵国的平原君交情不浅，为了挽救赵国，信陵君托人盗出了魏王调动军队的兵符，指挥军队解救了赵国。这个事情里面，虽然信陵君不至于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做完这件事，信陵君再也别想回到魏国了。信陵君为了朋友义气，背上了背叛国君的罪名。
在皇权政治已经确立的汉代，郭解这样的布衣之侠，当然不可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凭借着自己强大的政治优势替人排忧解难。但郭解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可以凭借自己的社会威望替人解决纠纷。
当时洛阳有两户仇家，因为一些过节，即将发生冲突，形势比较严峻。当地很多有名望的人都来调解，前前后后来了十几位，都没能把这个事给化解掉。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想到郭解了，专门把郭解从轵县请到洛阳来调停。经过郭解这么一调解，仇家还真把姿态给放下来了，答应郭解，同意和解，不搞报复行动了。别人讲不下来的事情，郭解一出马，立马摆平，可见郭解这个人有多厉害，声望有多大。但这还不是故事的高潮部分，高潮还在后面。郭解一看事情解决了，就对当事人说，这件事洛阳本地这么多有名望的人都来调解过，你们都没给面子，现在我一个外地人跑过来一调解就成功了，这话传出去，那些洛阳大佬多没面子啊！我呢现在连夜就回去了，你们也别对外宣称我已经把这事给调停下来了，就装作这事还没完，等改天洛阳本地的闻达贤人再来调解的时候，你们借坡下驴，当众再和解一次，也算是给那些大佬们一个面子。
大家看，郭解不仅做好事，做好事还不留名，想着法地把功劳让给别人。汉代的活雷锋啊！
我们把信陵君和郭解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考量一下，一方面想望他们的风采，无论是作为卿相之侠的信陵君还是作为布衣之侠的郭解，都非常有个人魅力。信陵君为了成全和朋友的交情，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郭解成功地协调了一桩高难度纠纷，却又谦逊退让、功成不居。两个人的品德都非常高。
再一方面，这两件事又有另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手段，都不是走常规途径。信陵君不仅违背了国君的意愿，而且偷窃兵符，擅自调动军队作战，这些行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非常严重的罪行。
郭解调解洛阳纠纷也一样。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叫郭解去解决？这说明政府的法令在这件事上无能为力，也说明当时社会上有不少人并不认可政府的法令。郭解之所以能把这样的事情调解下来，说明这些人在价值立场、处事原则上对郭解有认同感，信任郭解。在这种信任和被信任之间，形成了一种政府法令体制之外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用今天的话讲，这些都是“体制外”人士。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谈郭解，活跃于汉武帝时代的这么一个典型的布衣之侠。他有自己的处世原则，也有自己处理事情的一套方法，不受政府法令约制。由于他的威望和势力，在地方上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民间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用来解决纠纷的方法和原则，并不是政府的法令法规，而是由郭解这样的强势人物主导的、独立于政府法规之外的价值观、情理观。这套方法，很多时候的确行之有效，从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对政府法令的藐视，就难免和政府倡导的国家秩序之间形成尖锐的冲突。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金庸笔下那些远离庙堂、行走江湖的英雄儿女，鲜衣怒马，快意恩仇。这些人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也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手段，劫富济贫、惩恶扬善，很多侠义行为让我们拍手称快。但是这些行为往往都在政策法规允许范围之外，江湖规矩和国家法规永远存在着不可调解的矛盾。侠士杀一个恶贯满盈的匪徒，这样的行为固然符合道义，但用法制眼光去看，那也是法外杀人，既是对法制秩序的伤害，也是对政府权威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郭解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会引起汉武帝的关注，并要亲自下令调查。
四、汉武帝眼中的郭解
中国古代的皇帝，很多都是刚即位就开始替自己造陵墓，汉武帝也是，从建元二年（BC.139）开始，到元朔二年（BC.127），造了十二、三年，这个陵墓初具规模了。汉武帝的陵墓叫茂陵，离西安不远，很多喜欢旅游的朋友都去过。
汉代的传统，一个陵墓建成，就要迁徙一批人口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给充实起来。但这些迁徙人口不是随便挑的，往往是那些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定势力和影响力的人。为什么要把这些人迁走？其实这是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社会的一种手段。因为这些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很有可能影响到政府在当地的权威，而且他们有纠合群众反抗政府的潜在能力。
借着茂陵初成的契机，就有人向汉武帝建议，要把三类人迁徙到茂陵附近。哪三类人呢？一“天下豪杰”，二“兼并之家”，也就是有能力吞并他人田产的人，三“乱众之民”。出这个主意的是谁呢？又是主父偃。这个主父偃我们上两次讲过，他是汉武帝在解决诸侯王问题上的重要代替人。为什么这一次又是他？这当然不是巧合，说明迁徙地方上的强势人物充实茂陵，和打击诸侯王势力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汉武帝加强皇权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根据主父偃的意见，定了一些迁徙标准，其中有一条是家产达到三百万的，要列入迁徙范围。汉武帝的时候，家产十万就是中产之家了。三百万，那是巨富啊。这样的巨富在地方上肯定势力很大，所以汉武帝要迁徙他们。
根据这个标准，郭解的家产不够这个数。但郭解在地方上的影响力，那可是远远大于拥有三百万家产的人啊。地方官吏就把郭解也列入迁徙名单了。为了这个事，大将军卫青亲自到汉武帝那儿替郭解说情，说郭解家里很穷，不符合家财三百万这个标准，应该不在被迁徙之列。汉武帝说了一句话，“解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资治通鉴》卷十八）郭解一介布衣，居然能让大将军亲自为他说情，看起来家里不穷。所以汉武帝断然要把郭解迁徙掉。这大概是郭解第一次进入汉武帝的视野。
郭解往长安方向走，一进函谷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史记·游侠列传》）所谓贤豪，也是当地有名望、有势力的人呐，这些人不管以前认不认识郭解，都争着和他结交、欢聚。大家看郭解这人气，这影响力，关中，那已经是天子脚下了，郭解还能受到这样热捧！
在郭解老家，主张迁徙郭解的地方官吏姓杨，就在官府迁徙郭解前后，郭解手下把杨家父子都给杀了，算是替郭解出气。杨家人到长安告状，郭解的人又在长安，把上京告状的人给杀了。天子脚下啊，敢这么做，得有多大的胆魄。
于是郭解再一次进入汉武帝的视野，“上闻之，下吏捕治解”。（《资治通鉴》卷十八）汉武帝亲自下令，要把郭解捉拿归案！郭解被捕以后，经过审讯，又翻出不少旧底子。我们前面说过，郭解从小仗剑行侠，成年以后又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犯过的事情肯定不在少数。其中重点查处的有这么一件案子，当年郭解还在轵县老家的时候，有一位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说他奸猾，凭着自己的势力破坏法制。就因为这么一句话，郭解的手下就把这位儒生给杀了，并且把他的舌头给割下来了，非常残忍。但这件事郭解确实不知情，而且手下众多，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办案官吏说，那这个事情不能怪郭解。当时主管刑罚的御史大夫公孙弘就说了一句：“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史记·游侠列传》）郭解一个平头百姓，有这么大的权势，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有人自动替他出头杀人，人虽然不是他杀的，但这比他自己动手杀人还要严重。最后汉武帝同意公孙弘的意见，不仅判了郭解死刑，还诛灭了他的家属。
这么大一个国家，杀人越货的事情每年都有不少。郭解的案子，却需要汉武帝反复出面，亲自指示。难道身为一介布衣的郭解和贵为天子的汉武帝之间，还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吗？不同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又有什么看法呢？
五、历史学家对游侠的不同看法
郭解，一个河南平民；汉武帝，身处禁宫大内的大汉天子，看上去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交叉点。要说他们之间有不可调解的矛盾，似乎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郭解和汉武帝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可调解的矛盾。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加强国家控制力，把郭解这样在地方上有强大影响力的人物迁徙到茂陵。但在迁徙的途中，郭解仍然受追捧，反而更体现出这些地方豪强的影响力。郭解手下又对迁徙郭解有关的官吏下毒手，这分明是在向皇权示威！
皇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绝对权力，具有强烈的排它性。汉武帝这样具有强烈皇权意识的帝王，不会允许皇权之外的权力存在。对于一切妨碍皇权的力量，汉武帝都给予了无情的打击。我们上一讲讲的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在加强皇权过程中抓出来的权贵典型，那么郭解就可以说是民间领袖的典型。而刘安和郭解，恰恰分别代表了汉武帝时代的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
从郭解身上我们看到，游侠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郭解虽然是个小人物，但他关系到的是皇权和国家秩序的大问题。这样就不难理解我们这一讲一开始提出来过的那个问题，以文笔精简著称的《资治通鉴》，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篇幅来讨论郭解这个人物。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来看，很容易看到郭解这类人物的两面性。一方面，这类人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威信，建立了一套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当郭解到洛阳调解纠纷的时候，他是在维护社会治安。但另一方面，他们处理纠纷的方式，很多都是法外行为，有时候甚至极端到要靠杀人来解决问题，这又是在破坏社会治安。当这种力量发挥维护社会治安作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民间社会的活力。而当这种力量突破法律界限、越轨犯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法治化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对于游侠这类人的存在，是正面意义更大，还是负面意义更大，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位将游侠作为重要的社会群体载入史册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面，对这些民间英雄们充满了景仰之情，对一诺千金、重义轻死的侠客生活，也充满了向往。司马迁说，像郭解这样的人物，“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史记·游侠列传》）司马迁的意思是说，这些人虽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会触犯法律，但作为个人来说，有廉洁退让的品德，这是值得称道的。所以在描写郭解的时候，司马迁强调了他虽然是体制外人士，但却努力和官府搞好关系的一面：“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史记·游侠列传》）对待官府非常恭敬，不敢乘车进入县衙。
在汉武帝处理郭解这件事上，司马迁虽然没有对汉武帝的行为作出什么评论，但他为郭解辩护的姿态是非常明显的，想尽量突出郭解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正面效益。而且司马迁还见过郭解这个人，说他其貌不扬，但却能有这么大的威望，的确令人赞叹。
同样对于这个问题，班固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汉书》里也有《游侠传》，专门记载郭解这类人物。但班固在谈到郭解的时候，强调的是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班固提到一个细节，郭解家经常有豪强“夜半过门”，半夜里到他家聚会。班固为什么要突出半夜这个时间点？就是要指出，他们的活动有很大的非法性，所以要放在半夜。班固说，像郭解这样的人，“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生杀大权，本来应该由天子掌握，由朝廷法令掌握。郭解作为一个匹夫，居然也能操动地方上的生杀大权，那简直是罪不容诛。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班固和司马迁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班固是积极支持汉武帝以皇帝的权威来统一社会权力的，赞成汉武帝打击郭解。换句话说，班固是赞成在皇权笼罩下建立体制化秩序的，司马迁却对皇权以外这些民间力量充满了同情。
他们对郭解的不同态度也折射出不同的汉武帝形象。在司马迁的语境中，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扼杀了这股鲜活的民间力量，那是铁腕冷血的。而班固笔下的汉武帝，为了推进法制、重建社会秩序付出了努力，那是英明果断的。司马光对这件事没有发表自己的评论，却在《资治通鉴》中大量引用了班固的观点，而没有采纳司马迁的观点。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司马光和班固的立场是一致的，也是政府权威体制的拥护者。
我们在第一讲就分析过，在整体上，司马光对汉武帝的看法和班固是截然相反的，他们描绘出来的汉武帝的面孔是完全不同的。但在处理郭解这件具体的事情上，司马光和班固的观点却非常一致。这说明我们在讨论不同历史学家笔下的汉武帝时，不能用机械化、简单化的眼光去看问题，而是要深入分析每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这样才会得到更深刻的认识。
* 关于汉代民间游侠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日本学人增渊龙夫的文章《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三）》，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页526-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