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三江源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是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上世纪80年代,徐州摄影家郑云峰第一次来到这里,便被藏民们以马代步、以帐篷为舍、以炒面为粮的生活和大自然的真实魅力所感动,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
30多年来,郑云峰踏遍整个高原,行程数十万公里,拍下30多万幅照片,记录下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地理与生命状态,更记录下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这一抢救性、记录性的摄影工作,被作家冯骥才形容为“非物质的”“纯奉献的”,令他“实实在在触摸到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日渐稀少且弥足珍贵的历史责任与文化情怀”。郑云峰说,这么做,不为钱也不为名,而是出于“炎黄子孙对黄河和长江母亲河的爱恋之情,想用相机把她真实的面貌永久地保留下来,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
“黄色文明抑或蓝色文明,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秋日,云龙湖边的一间茶社,79岁的郑云峰一边翻看画册《三江源》,一边向记者解说他曾经记录下的瞬间。“高寒缺氧的青藏高原,每到6月,天气回暖,冰层融化,一股股细流不断汇集,母亲河在这里诞生,她披荆斩棘,接纳百川千流,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这是母亲河的性格,更是中华儿女百折不挠精神的写照。”
说到动情处,郑云峰的眼里含着泪水。这位老人满头银发,但讲话仍中气十足、逻辑严密。画册里的一张张图片,每一张背后都有故事,从他口中娓娓道来,让三江源的自然人文脉络清晰地展现在记者眼前。
谈及拍摄三江源的初心,郑云峰说,想深入生活底层,打一口深井,从根底上探寻中华文明的来处与归途。
“上世纪80年代,思想界、文化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大讨论,其中一派学者认为,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将会被以西方海洋文明为代表的蓝色文明所替代。”郑云峰告诉记者,面对这样的争论,他陷入思考,中华民族的文化究竟是什么?它的根究竟在何处?
思来想去,郑云峰将对于中华文化的追寻落脚到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向您倾诉我打算自筹路费拍摄《黄河万里行》计划的心愿。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为母亲河传神写照,弘扬民族精神,是我梦寐以求的夙愿。”1988年元旦,伴着新年的爆竹声,郑云峰向单位领导递交了一份这样的申请。
“就是要去到母亲河的源头,走近她、拥抱她、抚摸她。”随即,郑云峰开始了一场被他称为“大河探源,文化寻根”的朝圣之旅。4年后,由于拍摄母亲河而负债近百万元的他,在徐州市开办起一家婚纱摄影公司,生意红火。
很快,他不仅连本带利还清了欠债,还置下一批固定资产。但生活上的安稳并没有让郑云峰舍弃自己的理想,每年,他都要花大量时间奔走于青藏高原、黄河及长江两岸,并笑称这是“以影养影”。
在这样的过程中,郑云峰对于黄河母亲的情感不断迸发,留下几十万张丰富而珍贵的黄河流域影像资料。“一开始,我就是想顺着黄河的干流走一趟,但是越拍,就发现要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最终我把黄河的主要支流全都跑了一遍,这是一个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
也正是如此,黄河的形象在郑云峰眼里愈发清晰伟大起来——自强不息、涌出地壳的潺潺流水汇成了中下游的滔天巨浪,遇到大峡谷,她呐喊,她吼叫,她冲过晋陕峡谷的末端龙门,大面积的水从两岸断崖绝壁奔流而下,进入华北平原后,河面又变得平缓开阔……
“中华民族五千年坚韧不拔的精神,不就流淌在黄河母亲的百折不回之中吗?”指着一张黄河流入大海的照片,波涛汹涌的黄河水裹挟着滚滚泥沙冲入大海,由于淡咸水混合发生的絮凝作用,广阔的海面上形成了一条犹如蜿蜒长龙的“蓝黄交汇带”。
再往远处一些,黄河水与海水慢慢融合。“关于上世纪80年代那场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的大讨论,人们的心里,肯定有了答案。”
“真实自然必生动,生动必感人,感人必传世”
在郑云峰看来,他的摄影之路,是一个由甜到苦再由苦到甜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郑云峰从部队转业来到徐州,1970年调入徐州市委宣传部。从事文字宣传报道的他,彼时还远远没有意识到,未来他将与摄影结下怎样的缘分。
“偶然一次,报道需要配图,我便模仿人家拍照的模式,摆拍了两张,没想到文章和图片登上了报纸版面头条。”郑云峰说,这次“意外”收获,让他尝到了摄影的乐趣,并一发不可收拾。
“我的图片上了大型影展,但即便如此,却始终被国内一家外文杂志拒用。”郑云峰回忆,这让他又陷入了苦闷。该杂志图片编辑告诉郑云峰,摆拍的作品太过形式化,打动不了人。
如何才能让图片打动人心呢?带着这样的思索,郑云峰找来各类杂志开始潜心研究。瘦骨嶙峋的母亲无助地安慰自己正在挨饿的孩子;难民营内怀抱孩子的柬埔寨妇女绝望地等待食品发放;依靠着脚边装着自己战友尸体袋子的美军大兵放声痛哭……“原来,摄影中真实自然的必是生动的,生动的必是感人的,感人的必是传世的。”
为最大程度地捕捉那些打动人心的瞬间,郑云峰格外看重亲身体验与感性认识。无论是在人迹罕至的三江源抑或是行舟惊险的三峡,他都要与当地人同吃同住。他说,只有融入当地生活,拍出来的照片才会真实生动。
而为了拍摄一张好照片,郑云峰往往要花费几天甚至数月的时间,有时还要冒生命危险。在巫峡东口岸火焰石附近,距离江面四五十米的峭壁有一条“死亡之路”——这条“路”上仅有5厘米左右深的脚窝和抠手,见证着昔日无数纤夫悬空拉纤的惊险场景。
前方是泥石流,脚下是滚滚江水,稍有不慎就会葬身江中。过,抑或不过,郑云峰面临着抉择。“如果不亲自走一趟,我如何去了解那些纤夫们的生命体验呢?”他把斜背着的相机甩到背后,像壁虎一样紧贴着岩壁,双手死死抠住岩石,双脚摸索着一点点向前移动。
就这样,30多米的距离,郑云峰一步步挪了过去,回头望着这条惊心动魄的生死路,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着纤夫们曾经在这里行走的影像。“我趴在地上哭了好一阵子,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大自然对自己的恩赐,更感受到了三峡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30多年来,郑云峰拍摄的5000余幅图片被《中国摄影》《英国摄影年鉴》等30多家国内外书籍刊物登载。“正是三峡纤夫们那种不畏艰险的精神,鼓励着我致力于长江、黄河人文地理的摄影和采访工作。”郑云峰说,很多友人劝他,该歇一歇了。“这是一个苦中有乐、其乐无穷的过程,我舍不得歇下来。”
“有限生命里干你想干的事,努力去干,干到尽头”
对于郑云峰而言,相机是他与外界发生关联的重要媒介,也是他向这个世界回馈爱与美的工具。他说:“拿起相机的这几十年,是我过得最丰富、最充实的一段岁月。”
在青藏高原,他或乘车、或步行、或骑马,以帐篷为家,夜宿荒滩草原,以炒面为粮,和当地农牧民一起生活。长期高寒缺氧、风餐露宿的生活,让初来乍到的他吃尽了苦头,“但你只要想做这件事,时间长了顺其自然,一切就都适应了”。
在阿尼玛卿雪山,徒步前行的郑云峰不知该到何处落脚,手脚冰冷的他,被一位名叫先加的藏民兄弟带到了自己帐篷,这一住就是整整8天。“当时,先加看我长途跋涉身体虚弱,杀了一头羊,还把羊尾巴留给我吃,这是只有最珍贵的客人才能享用的。”
到了白天,先加带着郑云峰外出拍照。“我不慎把墨镜掉在雪窟窿里,先加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墨镜摘下来给我戴上,自己用纱条布包住眼睛。晚上睡觉时,先加一家人把家里仅有的保暖皮毛囊子压在我身上,自己裹了藏袍就睡了。”
30多年过去了,那张纯朴热情的面孔依然印在郑云峰的脑海中。谈起往事,他说,住在藏民兄弟的家里,与牧羊人相伴,面对大雪山、大冰川、蓝天、白云、大草原可以放声大笑,可以想歌就唱、想舞就跳,那种哭笑自得的状态是外面世界无法给予的。
郑云峰感叹,虽然人们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但人性当中善良的本质却是一样的。常常体验着这种感动和纯粹的郑云峰,也想通过影像语言将这动人的情感传递给他人。
一次,山东大学美术馆展出了郑云峰拍摄的三峡。展览上,郑云峰注意到一名大学生天天利用课余时间待在纤夫馆,默默观看。“一天下午,我发现他看着看着,流泪了,掏出面巾纸来擦眼泪。”回忆起这件事,郑云峰哽咽:“我上前问他怎么了,那孩子说,能拍下这些感人的照片,不容易!”
如今,年近耄耋的郑云峰,已退去江苏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但仍保留徐州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英国皇家摄影协会高级会士二衔,他的名字早已经响彻大江南北,可他却说,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做着普通事而已。在三江源,他就是一个拿着相机的牧民;在三峡,他就是一个拿着相机的山民;在黄土高原,他就是一个拿着相机的农民。
2014年,郑云峰的大型摄影图册《三江源》出版。2016年,青岛出版集团与郑云峰签约“中国江河流域自然与人文遗产影像档案”系列出版合同。在这背后,是郑云峰无数个“蜗居”工作室的日日夜夜——不停地从几十万张底片中分类挑选、裁剪精修、编撰文字。“这些真实的影像不只属于我,更属于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录。”
他的第三部影像档案《黄河》即将正式出版,并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这是全国首部系统记录黄河自然、历史、人文的大型系列图册,全书分别为《山水的记忆》《往日的记忆》《我们的记忆》3大卷,向世人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国家和民族留下珍贵记忆。
郑云峰常常念叨着在黄河源头,河源小草给他的启示。“河源小草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不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可是它们终生默默地为人类作着贡献,第二年春风吹又生。人生也是如此,在有限的生命里干你想干该干的事,尽心尽力干到尽头,才有味道。”他说,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长江》《澜沧江》影像档案,未来几年,他仍会怀揣相机,遍访祖国的大江大河。
本报记者 岳 旭 张 涛
本报通讯员 陆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