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金人侵犯中原。在抗金斗争中，涌现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民族英雄。在南宋政权建立前后，不少人都表示了同仇敌忾的决心，甚至在服饰装扮上，也体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
北方中原被金人占领后，一部分人迁往南方，他们怀念故土，生活上尽量沿袭故都东京的习俗。此时，宋徽宗、钦宗被金人虏去，生死未卜，使举国臣民感到莫大的耻辱和刺激，稍有廉耻心的士大夫都不再讲究衣冠体面，普遍穿着军中作战的戎服―紫窄衫，以此表达抗金的信心。
身为至尊的宋高宗，却不积极替父报仇，为国雪耻，而是企图苟安江南，享受帝王的荣华富贵。他重用奸臣，残害忠良，他为了制造安定假象，提高君权，下令公卿、官员恢复过去的冠带，理所当然地遭到抵制。绍兴二十六年(南宋政权建立近三十年)他又一次颁令，严禁士大夫穿紫窄衫见老百姓。士大夫们无可奈何，只得放弃紫衫。不久，他们又纷纷穿起了白色的“凉衫”,有一位官员上书高宗说，近来土大夫穿的白色凉衫，非但不美观，而且看上去像穿孝服，于其这样，还不如准许他们穿紫衫。土大夫们这种作法，实际上是对二帝被害、国家遭辱寄托的哀愤，也是对投降派的抗议。宋高宗大概也看出民心不可侮，只得作出让步，在禁止穿白衫的同时，允许穿紫窄衫。从此以后，白色的凉衫就成为凶服(丧服)。
南宋的士大夫还兴穿“野服”,表示不愿与朝廷投降势力同流合污的意向。
野服的式样近似古代的深衣。本来，汉朝以后到唐、五代，深衣已无人穿着，只是在帝王祭祀用的衮服中，还保存了一些形式。北宋的司马光，曾考证古代深衣做出来闲时穿，被文人传为美谈，但没人效仿。南宋时期，这种式样突然流行，著名儒学家朱熹，就常穿野服见客。他做的野服上衣宽大，直衣领，两边的带相连，腰间束着大宽带，闲居时解开，见客时束起。穿野服时，下裳必须用黄色，取“黄裳”之义，因为先秦时代野人穿的草服就叫“黄裳”。士大夫们穿野服，表示要以山野为伴，不理朝政，反映了他们对朝廷的失望和蔑视。正是在这种民族气节蔚然成风的基础上，出现了流传千古的民族英雄岳飞和文天祥，至今为人赞颂。
北宋盛行戴帽，南宋则兴戴巾，公卿皂隶戴的巾，取的名，也常常能表现出各自的思想倾向。南宋巾制有圆顶、方顶、砖顶、琴顶。老百姓甚至有戴面口袋的，不无讽刺之意。当朝执政几度努力，要让大家恢复北宋时的衫帽，但未能成功。奸臣秦桧裹的头巾取名“太师错”,有时戴的巾式又号称“四边净”,尽管他百般标榜自己，还是遭到南宋人民的唾弃。
岳飞的孙子岳河曾写过《程史》,记述了一段有关“巾”的故事：
绍兴十五年四月,宋高宗赐给秦桧银万两、绢万匹、钱千万,望迁桥附近的一座府第。高宗还特赏一席酒宴,借给秦桧官廷优伶,让他在新府大请其客。当天,大臣们纷纷出席,以示祝贺。酒宴间,优伶们开始表演,长篇说白后,有个扮演参军的,出台先盛赞一番秦桧的功德。另一副角则手提荷叶椅跟随前后,插科打诨,诙谐百出。正在皆大欢喜,哄笑不绝时,演参军的朝众人拱手,往椅上一坐,突然头戴的幞头落地。于是把头发绾成髻,戴起大巾,巾后面有两个环,当时叫双叠胜。副角问,“你这后头是什么？”演参军的回答说：“这是二胜钚呀？”不料副角拿起落在地上的幞头,猛打参军的脑袋,边打边说,“你就只管坐你的太师椅,拿钱收好处,把二胜钚(暗喻宋朝两位圣上)搁在脑后就不管了。
这样公开的当众羞辱秦桧使满座人都大惊失色，第二天，秦桧就命人将伶人下了监狱。可见，即使在头巾的小事上，忠与奸，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都鲜明地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