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之争，就会想到唐朝的牛李党争和明朝风起云涌的朋党之争。到了康熙时代，有人觉得康熙是不会容忍朋党之争的存在的！事实上，朋党之争在康熙执政的中期就有了。康熙时代朝廷中的“朋党”之争，与李光地的政治命运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索额图党。
索额图是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初四大辅政之首索尼的第三个儿子，索额图的侄女又是康熙的第一个皇后、太子允礽的生母。他的三个兄弟中，两个袭封一等公，一个授一等伯。索额图本人很早就是康熙帝的亲信。在策划擒拿鳌拜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很快由一等侍卫提升为大学士，襄赞机务，成为当朝大臣中最大的实权派。聚集在索额图周围的，除其兄弟族人外，还有尚书介山、侍郎麻尔图、禅塔海、宜昌阿、额库礼、温代、邵甘等。
鉴于索额图的势力很大，康熙帝一方面提拔明珠来牵制索额图，又借十八年(1679年)七月京师地震之机，迫使索额图辞去大学士职务；进而又在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夺去索额图的内大臣、议政大臣和太子太傅等职衔。但索额图毕竟树大根深，加上办事“勤敏练达”，所以康熙帝于二十五年(1686年)又授予他领侍卫大臣职务。
索额图“于朝士独亲李光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光地是大子允礽的老师，而太子允礽又是索额图的侄女所生，这种特殊的关系使得索额图对李光地不能不敬重三分。但李光地并没有依附索额图。
二是明珠党。
明珠也是满洲的正黄旗人，出身门第不高，但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康熙十二年出任兵部尚书，训练军队十分有方，后来转任户部尚书。十六年(1671年)七月，康熙帝将明珠从户部尚书提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用以牵制索额图。明珠不像索额图那样倨傲，《方望溪全集纪徐司空逸事》记载他
“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及海内知名士”，
这使他很快赢得了政治声誉。为了加强与索额图斗争的实力，他与内阁大臣勒德洪、余国柱、李之芳相朋比，各部院则有科尔坤、佛伦、熊一潇、王日藻、塞楞额、薛柱斗等心腹。明珠势力大增又引起了康熙帝的警惕。
到康熙二十七年二月，康熙帝通过入直南书房的徐乾学、高士奇等人，草拟弹劾明珠的奏章，经康熙帝修改后，再以外朝的有关官员的名义上奏，不久，明珠即被罢去大学士职务，内阁中的勒德洪、余国柱、李之芳、吏部尚书科尔坤、户部尚书佛伦、工部尚书熊一潇、以及侍郎塞楞额、萨柱斗等，也同时被免职。
李光地与明珠的关系稍复杂一点。
明珠亦敬重李光地，《榕村语录续编》记载他曾说：
“李某是真人品，予所最敬者。他虽学士，予敬之过于大学士。”
李光地曾告诫明珠，务必慎交往，不可被小人利用。明珠也一度接受了李光地的这一劝告，闭门谢客。明珠又曾说过，别人来求我都是求升官，想当总督、巡抚，只有李光地来是求我成全他的孝心，让他回乡奉养老母。当明珠感到自已地位难保时，恰好李光地推荐的德格勒在康熙帝面前说要“除小人”，明珠急于自保，才一时迁怒于李光地，在康熙帝面前讲了李光地的坏话，但他随后又很快后悔了，表示要另选适当的时机在皇上面前称道李光地的功劳作为补救。明珠被罢免大学士的职务以后，担任领侍卫内大臣，李光地也不因他曾迁怒于自己而与他结怨，两人仍保持着正常的友善关系。有关康熙帝向陈梦雷打听李光地的情况一事，就是明珠在扈从康熙帝巡视永定河时告诉李光地的。
三是以徐乾学、高士奇为代表的“南党”。
南党基本上由江浙文人所组成。
徐乾学，字原一，号东海，江南昆山人，康熙九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迁侍讲学士，康熙二十四年入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志》副总裁。康熙二十六年，迁左都御史，擢刑部尚书。
高土奇，字澹人，靳江钱塘人，以监生就顺天乡试。由明珠荐入内廷供奉，“书写密谕及纂集讲章诗文”，被康熙帝倚为心腹，“权势日益崇”。徐乾学、高士奇结党营私，大肆贪赃，所以当时北京城内流行着“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送澹人”的谣谚。
康熙帝在借助徐乾学、高士奇将明珠等人罢斥后，徐高二人顿时威势大增，朝廷内外，竟至
“畏势者观望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不肯言”。
恰好此时于成龙等受命复审原湖广巡抚行贿朝臣案，湖广巡抚在供词中提到徐乾学、高士奇二人也接受了贿赂。康熙帝叫于成龙不要株连。但此事一经揭出，徐、高二人顿感难堪，遂上疏请求免职罢归。康熙帝免除了他们在外朝的官职，但仍让他们在南书房“修书”。
徐乾学在当刑部尚书以前，一直觊觎着“掌院学士”的职务，因为按照清朝的惯例，从掌院学士就可以提升到大学士的职位上去，所以他一直盯着这个位置，看到其他汉族文人受到康熙帝的青睐，他就要设法把这些人一个个整倒。看到李光地从编修升侍读学士，再升内阁学士，他就已感到李光地对他的图谋的威胁，所以挑唆陈梦雷诽谤李光地。对于已经当上掌院学士的人，更急于将其罢免，以便空出位置。先是叶方霭任掌院学士，被徐乾学整倒；接着张敦复为掌院学士，又被徐乾学整得连降五级；张敦复下台，徐乾学到处布置安排，满以为可以当上掌院学士，但康熙帝偏又点中了李光地，这使徐乾学十分恼怒，在康熙二十七年将李光地整得好惨，十年后才得以翻过身来。继李光地任掌院学士的高立斋，为了自保，不得不依附徐乾学，每向康熙帝进篇文稿，都要先请徐乾学看过。
四是与“南党”相对立的“北党”
北党是明珠附党，以科尔坤、佛伦等人为代表，都是旗籍，明珠下台后，虽然科尔坤、佛伦等也被罢官，南党一时势盛，但北党也在伺机反击。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左都御史郭琇上疏，弹劾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何楷、王顼龄等人，说他们“豺狼其性，蛇蝎其心，鬼蜮其形”，要求将他们“明正典刑”。结果，高土奇等五人被休致回籍。
十月，左副都御史许三礼连续上疏参劾徐乾学，列举徐乾学贪赃营私的种种罪恶，徐乾学也只好打道回乡。但徐乾学的哥哥徐元文仍在朝担任大学士职务。于是，到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北党又向南党发动了全面的攻击。先由明珠的外甥、两江总督傅拉塔出面发难，罗织徐氏兄弟子侄交结地方、收受贿赂、仗势欺压等十五条罪状，要求朝廷严办。康熙帝虽诏令，但徐元文也因是而罢官。接着，康熙三十年(1691年)初，山东巡抚佛伦借着鞠勘前任潍县知县朱敦厚贪赃一案的机会，再次将徐乾学牵连进去。与此同时，江南方面也紧密配合，由江宁巡抚郑端出面，弹劾休致在籍的王鸿绪和徐乾学之子徐树敏。
北党的全面反击几乎要使南党全军覆灭，这显然也不符合康熙帝笼络江南知识分子和士绅的政策，也违背了其玩弄政治平衡和权力制约的统治术，于是下诏严禁“伐异党同”、“牵连报复”，遏制了北党的气焰；同时，对已失势的南党加以抚慰，几年后，除徐乾学、徐文元兄弟先已病故者外，其余如王鸿绪、高土奇，以及徐乾学弟徐秉义等，又陆续复官起用。但经过北党的反击，南党已经元气大伤，再也难以卷土重来了。
李光地与“北党”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在北党向南党展开反击的时候，恰好是李光地被罢掌院学士而最不得意的时候，他没有对企图置他于死地的徐乾学展开报复行动。对于北党，李光地也不巴结投靠。他提督顺天学政和受命考校旗籍，对于北党官员的请托一概拒绝。表现了独立直行的气概。
结束语
在康熙时代的“朋党”之争中，李光地虽然没有依附统治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派系，并且以他的才学和人品赢得了索额图和明珠这两大对立派系首领的敬重，所以在索额图与明珠两大对立派系斗争的过程中，李光地基本上没有受到伤害(尽管明珠因德格勒之事迁怒于他，但也随即后悔)。这表现了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虽然已受到汉族士大夫长期积累的腐败因素的影响，但尚未脱尽作为边塞民族的淳朴作风。而对李光地陷害不遗余力的则是那些由机灵而演变为狡诈，极其工于心计而热衷于争名夺利的江南才子徐乾学之流，其狭隘的地缘观念已经使得他们对来自闽南的李光地持排斥的态度，更何况李光地又是平息闽乱、统一台湾的有功之臣，学问也不在这些江南才子之下，前程无量，这也就构成了对一心想谋取高位的徐乾学的严重威胁，其诽谤陷害李光地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南党对李光地的诬蔑陷害毕竟是通过康熙皇帝而实现的，尽管康熙皇帝十分精明，也毕竟有其失察之处，南党的行径在某种意义上也适应了康熙皇帝驾驭杰出人才的权术的需要。康熙帝也只是在对李光地作了长期的考察以后，才将他从十年人生的低谷中提升出来，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