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能够实现统一，绝不仅是“续六世之余烈”，而是秦国历代君王的追求，是他们代代奋斗的“余烈”的积成。这种追求和“余烈”起始于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奠基于战国中期的秦孝公，成熟于战国晚期的昭襄王。秦国发展壮大最为显著的，是在穆公、孝公、惠文王、昭襄王这四个历史时期。
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兼并与反兼并（割据）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战乱纷争”、“变法革新”、“百家争鸣”，构成了战国时代的三大特征。这是我国古代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如同三匹骏马，共同拉着历史车轮，沿着新铺设的封建制轨道，向着全国统一的伟大目标飞驰前进！战乱纷争
战争，这个人世间的怪物，毁灭了地球上无数生灵和财富。然而，也正是它，“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战争的这种两重性，在我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体现得非常明显，非常生动！
公元前４８１年～前２２２年，是我国继春秋之后出现的战国时代，是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社会经济、政治大变动的年代，也是从诸侯割据趋向统一的历史演进时期。它与古希腊奴隶社会的马其顿亚历山大称霸，大体处于同一历史时期。
春秋末，原属周王朝分封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小国，经过“强侵弱，众暴寡”的兼并战争，至战国初，逐渐实现了局部地区的统一，形成了秦、齐、楚、魏、韩、赵、燕七个主要大国，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分布图
七雄割据，争战更烈。为了夺城略地，争霸称雄，彼此相互攻伐，混战不息。今日“合众弱以攻一强”（合纵）；明天“事一强以攻众弱”（连横）。列国间忽而罢兵和好，忽而背盟相杀。
那真是“国无宁日，岁无宁日”的战乱危难之年；是“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波诡云谲之世。
战国七雄的总人口约二千万，兵员总额竟超过五百万，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交战规模由几万增至十几万到几十万。战争持续时间，由数天延至数月，甚至连年攻战。战争方式由单一的车阵冲击战，发展成多兵种的车、骑、步混合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二百六十年间，大小战争多达三百余次。
所以说，战国历史，是一部充满“血与火”的争战史，是军人和战士用肉体与智慧写成的。史称这一时期为“战国”，名副其实地表明了时代的特征。
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是新兴地主阶级要求扩张领土、称霸中原的政治斗争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政治斗争无不产生于经济的运动和对经济利益的争夺。战争，既是经济运动的产物，又是争夺经济利益的手段。
春秋中叶，铁器开始运用，继而出现了牛耕。至战国中期，已经普遍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水利工程的兴建，使农业生产发展到新的水平。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相应有了发展，金属货币应运而生。经济贸易出现了“负任担荷，服牛招马，以周四方”的活跃景象。
城市商品交换的发展，使不同地区在经济上互相联系日益密切。经济的飞跃发展，为政治上要求实现更大范围的统一，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客观需要；同时，也促使各国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争夺社会财富而相互厮杀。变法革新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处于两种经济形态交替的历史关头，各种矛盾异常激烈复杂。由于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存在利害冲突，国与国之间便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斗争，兼并与反兼并的战争愈演愈烈。
随着争战双方自身条件的变更，对立逐渐转化成统一，从而加速了强吞弱、大并小的进程。如果说，春秋时期的争夺打乱了名存实亡的周王朝的一统天下；那末，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则孕育着新的封建社会的更高统一。所以，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分裂割据引起的兼并战争，客观上将成为走向全国统一的推进器。
“春秋无义战”，战国亦然。“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征战各方无非是为了夺取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以求在战争中获取霸主的地位，进而实现一统天下的最高欲望。谁要达此目的，谁必须具有国富兵强的实力，这是保证兼并战争获胜的决定条件。
在“上无天子，下无方伯（一方诸侯之长），力攻争强，胜者为右”的情势下，各国封建统治集团，一方面要制服国内奴隶主贵族的顽强反抗；另一方面要在战场上打败敌国保存自己。面对这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战乱“急世”，为了巩固地主阶级政权，为了富国强兵，他们分别采取了一条共同的治国方略，即战国中期相继掀起的变法革新热潮。
商鞅变法
所谓变法，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法”，代替奴隶主阶级的“礼”，以“法治”取代“礼治”；革新，就是通过废除“古礼”，改变不适应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国变法的著名代表有：魏文侯时的李悝，齐威王时的邹忌，楚悼王时的吴起，韩昭侯时的申不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和秦孝公时的商鞅。
由于各国封建统治势力强弱不等，领导变法的决心和措施有别，对变法人才的重视和使用不同，致使实施变法的广度和深度差别很大，变法的成效也大不一样。
通过变法，政治上剥夺了奴隶主贵族的种种特权，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对封建国家有功之人才能享受禄位。这就确立了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开辟了道路。经济上推行“尽地力之教”（力求种好地）和“重农抑商”的政策，确立了小农个体经济，为建立封建社会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改革旧军制，实行征兵制度，确立了封建社会制度，增强了国力，推动了发展，宣告了地主阶级彻底战胜了奴隶主阶级。所以说，战国时期的变法革新，“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化运动”，是兴国强兵的必由之路。历史证明：变则强，不变则弱；变则存，不变则亡。百家争鸣
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带来意识形态的更新和解放。经济形态的更替，引起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处于社会动荡中的“文士”阶层，具有一股昂扬奋发、积极进取的蓬勃朝气。他们冲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纷纷走向社会。
他们或游说时主，或拜师授业，或著书立说。他们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政治集团，积极参与政治，为结束战乱争相提出各自的治国主张和新说异论，构成了当时很活跃的一个社会阶层。
孔子讲学
与此同时，身处历史激流中的各国统治集团，从斗争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战争不仅是军力和财力的较量，更是智力的相斗。为此，他们急需有奇才异智的谋臣策士，为其治国强军出谋划策。“七国相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
于是在各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罗致人才、礼贤下士的宽容气度；又由于各国内部及国与国之间，长期存在争权和割据纷争的动荡局面，形成诸侯异政所特有的思想统治的内外空隙，给不同主张的自由争辩以生存发展之机。
有了这种客观需要和政治环境，以学识为业的智士说客们，“曾出于救时之弊”，跃身登上了政治舞台，为追求各自的抱负而施展个人的才智。他们相互辩驳，纵智论争，形成了“处士曹议，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盛世。诸子百家的大量著作相继涌现，谱写了我国历史画卷中五光十色、璀璨夺目的一页！这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战国时代彪炳史册的又一显著特征。
战争的风云和变革的雨露，滋育出万紫千红的“百家争鸣”之花，使这一英雄时代大放异彩！
在那剑与笔交相挥舞的年代里，战场上千军万马在拼杀格斗，学宫里诸子百家在挥斥方遒。那班“赢膝履跷，负书担囊”，跋涉在荒野上的策士说客们，餐风沐雨，冒着诸侯争霸的刀光剑影和滚滚狼烟，奔波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在列国间纵横捭阖，“驰说诸侯，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
他们有的确能左右局势，决定成败，被誉为“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甚至被夸赞成“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致使诸侯王公们不得不移尊就教。他们深受国君的器重，有的被委以卿相，有的被礼之为贵宾，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时代的佼佼者。
战国时的诸子，有从贵族下降而来，有从庶民上升而出。由于他们的出身和社会经历不同，所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各异，随着社会矛盾的演变和客观需求，先后形成了儒、墨、道、名、法、兵、农、杂，以及阴阳、纵横、小说等诸家学派。
真是五彩纷呈，群星争辉！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尚无统一的权威。
在“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复杂多变的状态下，他们的学说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受到的社会待遇各不相同。春秋末至战国初，是儒、墨显学对立之时。
其时奴隶主贵族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提倡“兼爱”、“非攻”、“贵廉”的墨学，逐步失去其显学的地位；当各国封建统治者手握刀剑争霸的时候，儒家孔孟学派却重谈“王道”、“仁政”、“崇礼”，理所当然地要四处碰壁。因为诸子百家尽管众说纷争，各有所据，最终要受这个客观规律所制约。
所以注重功利，不道仁义，崇尚暴力，强调耕战，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理论，适应了战国乱世的需要，受到了有识之君的青睐。这样，战国前期的儒、墨、道三家，虽然一度平分秋色，但不久便让位于五彩生辉的法家学说。一篇篇犀利、刻削的法家论著，相继面世。
管仲
以管仲、李悝、申不害、慎到、商鞅、吴起、韩非等为代表的杰出法家，深受世人注目。他们的思想理论，流传颇广，影响很大。人们普遍认为：今欲并天下，非兵不可。而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又必须具有高度统一的意志，统一的号令和步伐，这就需要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身上。
因此，崇法尚武，鼓吹尊君集权的法家学说，在战国后期便逐渐成为诸侯治国的精神支柱。尤其在秦国，由于商鞅变法最彻底，成效最卓著，法家思想在全国深深扎下了根。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升级，要求结束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也日益强烈。这不仅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
连年不熄的遍地战火，使各国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深重灾难。长年血战，造成人口大减。仅秦一国的杀人数目，竟达一百七十万之多。长平一战，秦军坑杀赵俘四十多万，真可谓“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
更为残酷的是，有时交战一方疯狂地决堤开河，借滔天洪水冲陷敌方城邑，害得城内居民“巢居而处，悬釜而炊”。又因诸侯各霸一方，彼此以邻为壑，或截断水流，或阻塞交通，这不仅对农业生产危害极大，还严重阻碍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现实充分表明：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人民要生存，都有赖于全国统一的实现。
统一，不仅是被压迫农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广大工商业者和地主阶级的切身要求。对此，诸子百家在言论中共同表达了这一呼声。
早在春秋末，儒家创始人孔子在编著《春秋》时，就首倡“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号称亚圣的孟子，也疾呼天下必须“定于一”。只有全国统一，社会才能安定。
墨子认为要达到“天下治”的目的，“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
地主阶级思想集大成者荀子，明确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口号。
唯其如此，方能实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治）”。他还认为“一天下，是又之所同欲也”。
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同样强调要“一天下”。“一则治，异则乱；则安，异则危”。
法家著名代表人物韩非，不仅提倡以暴力实现统一，还竭力主张实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
诸子学说中的这一共同主张，为结束分裂，实现统一，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这对于行将到来的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开创，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韩非
历史表明：处于封建社会初期的战国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统一与分裂，兼并与反兼并（割据）的斗争。由此而产生的“战乱纷争”、“变法革新”、“百家争鸣”，构成了战国时代的三大特征。
这是我国古代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它如同三匹骏马，共同拉着历史车轮，沿着新铺设的封建制轨道，向着全国统一的伟大目标飞驰前进！
分裂导致战争，战争促进变革，变革引起争鸣。三者相辅相成，最终将成为推动统一的历史合力。“分久必合”，“乱极而治”，这是天地间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处在这种历史趋势中的战国七雄，哪一个能充当促进历史发展的主角，能担负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这仍然要由历史来选择，由时代来造就。
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风雷激荡的战国英雄时代，造就了许许多多名垂史册的杰出人物。嬴政就是这烟云密布的乱世推举出来的，是这一独特时代造就出的第一个独特的封建皇帝。
参考资料：
1.《史记》
2.《战国策》
3.《孟子》
4.《淮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