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对明朝历史有多重要呢？有这样一个说法：明朝只有一帝，是为太祖高皇帝；明朝只有一相，是为江陵张居正。
张居正是非常厉害的，13岁时被湖广巡抚顾璘视为“国器”，16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留存翰林院，以自己的沉着、老练，以及准确的判断力、果断的执行力，得到内阁首辅严嵩、次辅徐阶等人的器重和提携，又和同事高拱、司礼监太监冯保等人私交密切。可以说他具备了一流政治家所应具备的一切条件，从此踏上了“帝师”和“辅相”之路。他利用“南倭北虏”缓解的时机，给已经两百多岁正在步入“老迈”的明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居正的权力在万历朝达到巅峰，他也趁此机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明朝也短暂走出了一段“中兴”时期。张居正为何会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呢？这与明朝的政治制度有关。
开国皇帝朱元璋担心丞相会威胁到皇权，就废除了丞相制度，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人，但铁人也得有休息的时间，于是他从官员中调了几个“顾问”，平时负责一些抄写文书之类的杂活，帮助自己分担工作量，这就是明朝内阁的雏形。内阁的形成是在成祖朱棣时期，但此时的内阁依然类似于皇帝的私人秘书，而不是权力机构。
但并非所有明朝皇帝都能像朱元璋和朱棣一样，拥有超强的工作能力，自朱棣之后的皇帝，就明显感觉到了能力和精力上的不足，皇帝无法做到独揽朝政。所以，皇帝就将一部分自己无法决策的问题，交给了内阁来决定，他们提出意见来供皇帝作参考。
但这样就逐渐出现了内阁权力过大的问题，于是明朝皇帝又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将批红权交给了太监，这就等于将皇帝最终下达命令的权力给了太监。如果内阁做的决定太监不同意，不做朱批，那太监是有退回决定的权力。
于是，明朝的政治格局就形成了内阁有决策权，太监有否决权，六部有执行权。如果将内阁的权力和太监的权力加起来，就基本上等于皇权了。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如果内阁大臣和太监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那权力就非常大了。
张居正与冯保影视剧照
张居正在万历朝之所以有巨大的权力，就是因为他与当时的掌印太监冯保关系非同一般，张居正的许多决策，包括变法等，都得到了冯保的支持，所以他才能成为大明朝呼风唤雨的人物。
但明朝的发展，随着张居正的死逐渐走向落寞，从万历后期开始，明朝的朋党之争就愈发严重，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东林党的崛起。那么，东林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关键人物一：顾宪成
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风波而长达几十年不上朝，内阁继任首辅申时行、王锡爵，都没有张居正那样的魄力和掌控能力，文武百官出现了群龙无首的窘境，这期间明朝的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当时有人分析，是出现了“酒、色、财、气”这四种“社会病”，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有这种“病”，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明朝士大夫从来不缺乏“有识之士”，他们心中装着家国情怀，并且有献身精神。对于这种上上下下的“酒色财气”病，他们痛心疾首，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有所作为。于是，一种政治力量迅速崛起，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政治主张、政治改革，来对天下的事情进行重新规划，希望使明朝得到振兴。这股力量被他们的政敌取了一个称号，就叫“东林党”。
顾宪成
东林党的核心人物名叫顾宪成，此人做事认真、执着、认死理，他在进入仕途后，毕生都在与他所认定的不符合道德、有损国家利益的人和事作斗争。即使是皇帝、内阁，只要有不符合道德、不符合原则的，顾宪成都会予以批评。
万历二十二年，认真、执着又认死理的顾宪成被革职为民，回到无锡老家。顾宪成虽然被革职，但却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声誉，这也是明代中后期十分有趣的一个现象，谁因为得罪了皇帝，得罪的内阁而受到惩罚，谁就能得到更多舆论的赞赏。
东林书院
无锡原有“东林书院”，为南宋名儒杨时的讲学之所，后来在常州知府和无锡县知县的帮助下，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和弟弟顾允成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一道，讲学其中。讨论世道、讨论学术、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东林书院的主要功课。
顾宪成本人声望很高，而且志同道合的人也多，一时间，从者如云。这就形成了一个公开与统治阶级叫板，议论朝廷是非、官场曲直的舆论中心，并且在朝野上下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和同情者。东林书院还给了其他受到处罚的官员以启发，他们被革职回到家乡后，也纷纷办起了书院，和顾宪成一样，聚结“同志”，与东林书院遥相呼应。
但名声大了之后，问题也随之出现，包括顾宪成在内的东林成员，开始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并且变得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开始党同伐异了。恰巧这个时候，发生了“李三才事件”。关键人物二：李三才
李三才也是万历中后期的风云人物，此人一身正气，在担任凤阳巡抚时，他所管辖的辖区内有个很猖獗的矿监税使，名叫陈增。此人是为万历皇帝开矿的，深得皇帝宠信。陈增利用职务之便，搜刮民脂，为自己谋求了许多利益，官员和百姓都对他怨声载道。
因为是皇帝身边的红人，谁也不敢动他，但陈增偏偏不以为然，这是个连皇帝都敢批评的人，怎么会怕一个矿监。李三才用计对陈增的一些重要帮手进行打击，并铲除多人，没收了其搜刮的民财数以十万计。此举让天下人都为之拍手称快，同时也打击了陈增的嚣张气焰。
李三才
李三才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官员难以做到呢？无非就是他一身正气，无欲则刚。这也正是顾宪成一众东林人士共同倡导的气节，而李三才在对付矿监税使时的谋略和手段，却是顾宪成等书生所没有的。
在顾宪成等东林人士看来，精神教化固然可以涤清社会，但政治权力则可实实在在拯救民生。所以，他们一直希望在朝中找寻到可以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同志”，而李三才正是他们迫切希望找到的“同志”。恰巧，李三才势力薄弱，他也正在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两者相遇，颇有英雄惺惺相惜之情。顾宪和东林人士对李三才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并广为宣传，李三才也对顾宪成和东林书院给予各方面的支持。
李三才和顾宪成都有着伟大的抱负，但他们的抱负并不一样。顾宪成是道德的追求者和践行者，李三才是功名的追求者和践行者，简单来说，顾宪成是道德家，李三才是政治家。顾宪成为人处世光明磊落，令人信服。但在官场中的李三才做事则计谋多端，行事作为自然有争议，也必然触犯他人利益。
这样一来，批评李三才的人就多了起来，但顾宪成是个执着且认死理的人，他认准了李三才，就一直力挺李三才，这就等于引火烧身。此后，凡是反对李三才的，就等于反对东林人士，就等于是东林的敌人。这样，本来相互扶持的双方，却变成了相互拖累。朋党之争
事情到了这一步，矛盾也自然就尖锐起来了。任何批评和表扬都有其片面性，东林人士批评的人并非就一无是处，东林人士表扬的人也并非十全十美。这些批评和表扬都会有对立面的产生，具体到某个人或者某件事上，都会在士大夫当中，形成与东林人士观点对立的政治群体。
以山东人为主体的被称为“齐党”，以湖广为主体的被称为“楚党”，以浙江为主体的被称为“浙党”，以南直隶昆山人为主体的叫“昆党”，以宣城人为主体的叫“宣党”。而这些党派又给东林人士冠上一个名称，叫“东林党”。
从万历后期开始，明朝的朋党之争延续不断，一直到南明时期都还存在。朋党之争，没有妥协，也没有是非原则，只有党同伐异。期间最严重的要数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彻底摧毁了明朝士大夫的元气。而这场关键的斗争，就始于明朝万历时期，后张居正时代的两个关键人物，顾宪成和李三才。
文/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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