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精美酒器
两汉时期社会总体稳定，农业、商业、手工业发展成就显著。粮食丰盈，社会富足，为酿酒业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宴饮成为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待客之道。
西汉鎏金铜底座玉酒杯
在阜阳汉墓随葬器中，酒器占相当大比例。涡阳嵇山汉代崖墓出土鎏金耳杯、鎏金铜底座玉杯、鎏金铜卮、铜盉、铜钫、铜壶、陶瓮、陶瓿、陶壶、陶罐等。其中，鎏金铜底座玉杯铸工精细、纹饰华美，在汉代酒器中仅见。涡阳西阳集汉墓不仅出土陶尊、壶、杯、耳杯、温酒组合器，还有壶、尊、勺、方案、圆案、几、乐舞表演俑等表现宴饮场景的组合器。阜阳“双古堆”汉墓中清理出漆器类酒器有壶、樽、钫、卮、耳杯、勺，陶器类酒器有壶、樽、钫、盉、瓮、罐、杯、耳杯等，表明汝阴侯家族不仅时尚饮酒，还设有专门的铸造、储藏酒器的工官机构。1978年6月，阜阳七里铺大墓出土陶壶、尊、杯、耳杯、瓮等酒器。其中，一组红陶酒肆建筑明器，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与东汉画像石中的酒肆类同。酒肆内部，置放有漏缸、瓮、盆等酿酒工具。阜阳刘家坟汉墓出土铜壶、瓮、耳杯等珍贵青铜酒器。阜阳女郎台汉墓群出土有壶、尊、杯、耳杯、瓮等酒器。
置酒设乐成时尚
汉代社会饮酒之风流播甚广，文献记载普通百姓家习以酒待客，王侯贵族、官僚豪门、富商大贾日常聚会饮酒、置酒设乐成为时尚。除出土酒器外，阜阳汉墓内还常设置宴饮娱乐场景，如七里铺汉墓、西阳集汉墓、焦窑汉墓中，丧葬器既有壶、尊、勺（匕、斗）、杯、耳杯等直接用作盛酒、温酒、取酒、饮酒的器具，也有宴饮人物使用的案、几等，还有宴饮助兴的乐舞百戏表演俑及客人对弈的六博棋等。汉代以孝治国，丧葬活动尤为世人所重，社会上“视死如生”丧葬观十分流行。现实生活中出行、娱乐、宴饮、庖厨、仓储、家畜饲养等场景，在丧葬活动中多有再现。因此，汉墓随葬器中的酒器、饮酒场景，大体可视作现实生活中酒俗、酒文化的缩影。
西汉铜提梁扁壶酒器
在阜阳铜镜铭文、画像砖铭文中，亦流行“宜酒食”“千秋万岁宜酒食 ”之类的祝福语、吉祥语，表明汉代酒文化已成为社会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阜阳已清理发掘的两汉墓葬比较，东汉墓中与酒文化相关的随葬器，在器物形制、种类、数量、分布广度等方面，远较西汉墓随葬器多而复杂，此类现象，大抵说明东汉酿酒业、饮酒风俗向着民间化、世俗化、大众化方向进一步发展。《史记·盐铁论》：“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沉湎深酒，铺百川。”“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滤无乏日”记述的即是东汉社会各阶层饮酒之风。
就饮酒必备的酒杯而言，东汉时期耳杯继续沿用，同时敞口、腹部斜内收、小矮圈足形制的酒杯开始大量流行，且较战国晚期、西汉之际同类器的形制逐渐发生变化，具体表现为大敞口缩小、腹部斜内收渐成弧内收、酒杯高度压缩、圈足渐趋增大等。这种变化，使得酒杯因结构改变而重心降低，杯体容积率增大，稳定性增强，便于端放、饮用；同时，杯内储存的酒不会轻易外洒。显然，这种方便、实用的酒杯形构，克服了传统耳杯使用不便、饮酒易外洒的缺陷，更容易为世俗大众接受，进而成为早期耳杯的替代品、成为后世酒杯发展演变的雏形。
民间酿酒渐流行
与先秦时期不同，汉代私营酿酒业较发达，民间酿酒者自酿自销，这种私营酒业单位称作“酒肆”“酒家”“酒会”“酒坊”。汉代酒肆的形态与内部结构，画像石中有刻绘图形，出土的实物模型则极少。阜阳七里铺大墓出土一组红陶酒肆建筑，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与东汉画像石中的酒肆类同。酒肆内部，还置放有漏缸、瓮、盆等成组酿酒工具，十分罕见。
东汉宴饮表演助兴的陶俑
阜阳魏晋南北朝墓葬较少，1984年颍上黄壩乡一魏晋砖室墓出土壶、尊、耳杯等一组陶酒器，基本沿袭两汉酒器的形制特征。阜阳博物馆藏有南北朝时期鐎斗、盉、壶等一批青铜器，均为同时代盛酒、温酒器。在阜阳南北朝墓葬中，还发现有多件烧制精美的青瓷小盘口壶，也应是盛酒的器具。魏晋南北朝时期，阜阳所在的皖北区社会动荡，兵火连绵，农耕不治，人口大量死亡或外迁，这一背景下，酿酒业自然不可能有发展成就，因而墓葬中少见与酒文化相关的随葬器。
东汉温酒器
此外，本区还有颍东区口孜镇刘伶墓、临泉鲖城镇毕卓墓等名人墓，因未清理发掘，未详墓中随葬器物与酒文化的关系。
（阜阳日报通讯员 杨玉彬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