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它的质量、它的密度、它的大气、它的表面温度、它的运行速度等等，刚好孕育了生命，经过亿万年的演化，成就了拥有智慧的我们。
地球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之一，按离太阳的距离，由近及远，排行老三。在太阳系八兄弟中，和地球最接近的非四弟火星莫属了。这颗星球因为在其稀薄的大气中，悬浮着许多氧化铁颗粒，所以看起来呈现红色。火星离我们最近约有5500万公里，最远则超过4亿公里。
我们在地球上，用肉眼只能在偌大的天幕上，看见一个小圆点。但是，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岂会因此而止步？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在天文历法上也领先全世界，对火星的研究，我国古人自然当仁不让。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古代先贤就开始留意火星。通过他们的观察，发现火星荧荧如火，忽明忽暗，运行轨迹顺行、逆行交替，错综复杂，让人迷惑不解。于是便将这颗红色星球命名为“荧惑星”。
在古代荧惑星表示不祥，每每荧惑大亮就预示着战争、疾病、灾荒也会接踵而至。诚然，这些都是形而上学，封建迷信。
真正用肉眼观测，从科学、天文学上记录研究火星的，还要属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
在望远镜发明前夕，第谷凭借自己的双眼和超凡的毅力加上一丝不苟地工作态度，详细地记录了火星的运行轨迹。他的学生开普勒通过钻研那厚厚的记录簿，写成了《新天文学》这一部巨著。
天文学崭新的一页即将开启。
天文望远镜的出现，使远在天边的繁星变得近在眼前。
伽利略不仅在制作天文望远镜上是杰出的先驱，在天文学理论上也有开创性的贡献。他于1632年出版了《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这一巨著以诙谐的语言，阐述了哥白尼日心说之于托勒密地心说的正确性，对开普勒的理论更是大加赞赏。由于不以地心说为基准，宇宙中心不是地球，这违背了当时罗马教廷的宇宙观。伽利略遂遭到宗教协会的迫害，在软禁中度过了余生。《对话》也成为了“异端邪说”。
真理永远是真理，它终将战胜愚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随后几十年，人们利用天文望远镜对星空进行观测，大量确凿无疑的证据，让《对话》从“异端邪说”成为“科学元典”。这是真理的胜利。
人们对研究离地球最近的行星——火星的热情也高涨了起来。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精确计算出火星自转周期为24小时40分。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发现了火星的白色极冠。
随着科技的发展，天文望远镜越造越大，对火星的观测也越来越详细。
到了18、19世纪，人们观测到了火星表面明暗相间，火星两极有冰冠覆盖，火星的自转和倾角与地球相似，甚至看到了火星地表的裂隙。可是接下来的研究结论却太过于科幻了。这其中不乏科幻小说作家的大肆渲染。但正经的天文学家也认为火星上的明亮之处是陆地，阴暗之处则为海洋，与地球相似的自转、倾角会产生一年四季，夏季南北两极的冰冠会融化，而那些裂隙则被当成融化的冰川汇集成的河流。自然而然火星上的智慧生命——火星人就应运而生。随着更多火星表面的裂隙被发现，科幻色彩更浓的解释就冒了出来，它们不仅是自然形成的河流，还是火星人开凿的运河。直到20世纪初，天文台还专门有一项使命就是寻找火星运河。
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这一、二百年，人类对火星生命充满各种美好、奇幻的想象。但是几年后，血腥的一战打响。当一战结束，这片文明的大陆才稍作喘息，更加残酷的二战又降临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也在客观上推进了科技发展。后来的美苏冷战，更是把战场拉到了太空。火星当之无愧成为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从1960年到1969年，十年间，苏联向火星发射了6个飞掠探测器，美国则发射了4个。但是飞掠火星难度极大，直到1965年7月14日，美国的“水手4号”探测器才首次成功飞掠，近距离拍摄了火星。
火星到底是一颗怎样的星球，究竟会否有生命等待人类前来探索，在那丘陵与平原交汇之地，居然出现了“笑脸”一样的建筑，不会真有火星人在欢迎人类吧？
我们下次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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