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虽然国力没有大唐那样强盛，但是北宋因为赵匡胤采取重文抑武策略，是典型的文人政治时代，人才辈出，各领风骚。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文人是那样的活跃，文化是那样的繁荣。在这些文人中，有三个人影响极大，其中二人直接影响到国运兴衰，其中一人在民间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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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当中，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影响国运兴衰的文人，就是王安石。他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就是不懂历史的人都听说过，他的政治谋略让他得以冲到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大胆对旧制度，也就是所谓的祖宗之法进行变革。这些，各种历史书籍中写的很详尽，这里不重复。
本文只说说王安石的固执，他的固执是跟他个人的性格和政治谋略相联系的，是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豪迈和执着。在个人生活上，他不在乎外表，几乎是蓬头垢面，特别不讲究卫生，很少洗澡，就更少换衣服，他说要一切时间都用在读书上。
又一次，他的几个朋友，为了让他洗澡换衣服，想了一个办法，邀约他一起去寺院，之前跟和尚们说好，其中必须有一个程序洗沉香木桶浴。第一次去了，王安石洗了，换上衣服，感觉很舒畅。朋友们第二次如法炮制，结果王安石怎么也不去了，理由就是耽误时间，影响读书。
王安石在扬州做判官时，顶头上司是韩琦，因为庆历新政失败以枢密副使知扬州。年轻的王安石每天夜里都非常用功，有一次早上点卯时迟到了，韩琦以为他夜里去娱乐场所玩过头了，就当众说：“年轻人不能贪图享乐，荒废书本，误了前程。”当时扬州非常繁华，夜生活丰富，到处都是歌妓，处处笙歌燕舞。
韩琦误会了他，但是他就是一句也不解释不争辩，固执地认为清者自清。后来韩琦虽然知道了真相，但是认为王安石太固执，再也看不好他。而王安石对韩琦也不感冒，觉得韩琦貌美，无一可道。只剩下美貌了。
对于工作，王安石就更加固执了，只要认准的，九头牛也拉不回头。在大宋，辞官次数最多的就是王安石，小官也辞，大官也辞，连副宰相那样的不知多少人盯着的高官，也照辞不误。
当然，这应该是王安石的政治谋略，他越辞名气越大，人不在朝廷，称赞他大才的人到处都是，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提并论。
当初，王安石急于大展身手，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阐述了自己改革思想。仁宗非常看好，但是，老皇帝早就没有了雄心壮志，根本就不想改革，把王安石的万言书束之高阁，让他非常失望。
从那以后，王安石就成了辞官大王，不是家里穷就是身体不好，皇帝让他跟在身边做贴身秘书，根本正眼不瞧。那些没有实权，无法实施自己改革的官，一律不做。他要求到地方任职，但必须是一把手，否则还是辞职。
那一年，仁宗同时任命王安石和司马光为起居注，地位很高，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王安石连想都没想就辞掉了。弄得司马光很被动，也跟着递辞呈。仁宗很不高兴，司马光也就不辞了，到第八次任命时，是仁宗亲手写的诏书，送到王安石居所时，他躲进了厕所，来人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出来，就把诏书放到桌子上走了。王安石这才勉强接受了任命。半年后，就升任知制诰，撰写诏书以及对官员的评价，跟在皇帝身边，但是王安石根本没兴趣。不是欧阳修说服，肯定又是无数次推辞不受。
在知制诰任上，王安石作为主官，与司马光、范镇等负责一次仁宗亲自主持的进士科考试，苏轼和苏辙都参加了。最后结果出来后，交给王安石写制词，也就是评价和任命书，苏轼的，他痛痛快快写了，苏辙的，他就是不写，认为不适合录取。
这个时候，韩琦已经是宰相了，就压服他写，结果王安石牛眼一翻，我就是不写怎么着？最后苏辙就是没有得到任命。固执如此，实属罕见。
王安石是看到老皇帝安于现状，就不跟他混了。后来，仁宗挂了，英宗上台。王安石直接赋闲，因为他看到英宗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根本干不了什么大事。确实不出他的所料，英宗早早就挂掉了。
这时候，有远大理想的好青年神宗上台了，他对王安石早已是如雷贯耳，但是一次又一次任命，王安石还是辞。这时候，王安石是在试探这个年轻人是不是真的有决心。当辞掉一次副宰相任命书再次来时，王安石接受了。于是，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为中国历史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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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二个固执的人是谁呢？他就是那一年和王安石一同被任命为起居注的司马光。他在仁宗眼里，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跟王安石在伯仲之间。
开始，司马光跟王安石是特别好的朋友，司马光对王安石甚至有点崇拜，那些新锐的思想，确实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但是，当他发现王安石变法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差距达到鸿沟之距时，他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坚决反对王安石改变祖宗之法。
当时，神宗也是很看重司马光的，就在王安石拉开变法大幕，新法不断出台时，司马光是一场又一场地跟王安石辩论。当然，他确实不是雄辩之才的王安石对手。神宗对司马光反对变法，并不生气。为了搞平衡，王安石拜相后，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不接受。
当时，司马光说了这么一段话：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
这句话出自《宋史 司马光传》，这直接就是跟皇帝赌一把了。结果，皇帝自然不会听他的，几次任命，他这次是坚决不接受，被外放到洛阳，去写他的《资治通鉴》去了。
后来，神宗挂了，小皇帝哲宗只有10岁，太后高滔滔执政，改元元祐，启用了司马光为相，一群保守派上台了。苏轼苏辙兄弟也都回来了。苏轼开始也是拥护司马光的，但是很快就有了分歧，因为苏轼看到，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法，不管利弊，一概废除。
于是，苏轼跟司马光，跟当场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多次辩论、争执，但是，司马光就是不听，苏轼才知道，原来司马光跟王安石一样固执己见，只要他觉得对的，一定干到底。
说真的，每次阅读北宋的这段历史，都被这班文人为国为民的执着所感动，但是，也为他们的固执所遗憾，如果没有这些固执，历史也许会改写不少。
我一直在想，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故事，按照司马光因循守旧，他很难做出那种突破常人思维的举动，放在王安石身上，才是最确切的。砸缸的，应该是王安石才对。司马光是真正的保守派，他固执地遵循祖宗之法，不能有丝毫改变。
地震了，旱灾了，水涝了，天上有彗星出现了，这些都是司马光对付王安石的有力武器，上天发怒了，是因为变了祖宗之法。今天看来十分可笑，但是，在大宋时代，这就是利器。不过，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毕竟他们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限，像王安石那样看得通透的，又能有几个呢？
王安石跟司马光，这一对固执的人，大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这二人针锋相对，一个是激进的变革派，一个是坚定的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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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说说第三个最固执的人，这个人我们从演义和影视剧中，早就认识他了，是个被神话的人物，他就是包拯。
在民间，包拯被称为包公，包青天，主要是他刚直不阿，清正廉洁，破案如神。包拯比王安石大了20多岁，王安石考取功名时，包拯早已是大名鼎鼎的名臣了。
对于包拯，几乎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在开封府，破案如神，这些当然是演义的成分，但他在开封府改革吏治是事实，本来老百姓告状，是见不到政府长官的。包拯知开封府后，让老百姓直接向长官告状，中间府吏就失去了盘剥的机会。
包拯其实在开封府的时间并不长，在历史上，包拯主要是担任监官，监议大夫、御史中丞。包拯的固执确实适合做这样工作。被包拯弹劾的官员上至宰相，下至县官，各级官吏都有。那些贪官污吏，听到包拯的名字都有会颤抖。
他曾经连续弹劾三任三使司，最后皇帝没办法，直接就让包拯兼任了。为这件事，包拯都受到了被欧阳修的批评，说是人家牵牛踩踏了田，包拯夺了人家的牛。所以，当时包拯不接受三使司职务，为了躲避，直接躲在家里不参加点名，但是仁宗就认上他了，这件事拖延了很长时间，包拯才兼任三使司。
包拯和王安石外貌上有个共同之处，都是黑脸，两人虽然有不小的年龄差距，但是走得比较近，王安石经常去开封府作客。有一次，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在开封府作客，席上包拯劝酒，所有在场的人都喝了。司马光因为身体不适，本不想喝酒，但是，在包拯面前，他是小字辈啊，所以包拯劝了几句，司马光就喝了。
但是，轮到王安石时，包拯怎么劝，他就是不喝，包拯都生气了，喝令部下要灌王安石酒，众人都劝说王安石喝一点，但是他还是坚决不喝。在众人的劝说下，包拯也只能作罢。包拯自己就是一头犟牛，现在知道遇到了比自己还犟的，也只能苦笑，无可奈何。这件事是司马光日记里记载的：“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介甫是王安石的字，一场酒宴下来，都没有饮酒，包公都没办法用强，司马光从这件事上知道了王安石的固执和坚持。
由此可见，在北宋这三头犟牛中，王安石排在首位。在对后世的影响上，王安石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他的大胆改革，破除祖宗之法，不相信天命论的观点，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他的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使国库充盈。司马光废除新法，享受的却都是变法聚集的财富。未变法之前，皇帝搞活动，给大臣们发个奖金都拿不出钱，变法后是随便发。不光是元祐时期，王安石变法后的二十多年，都在享受变法聚敛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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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笔者写这三位固执的大学士时，真的是百感交集，如果，王安石、司马光的性格能中和一下，历史一定会改写，大宋的历史要光彩的多，不至于很快被金人打败，也未必会有靖康耻，或许南宋的那一段屈辱历史都能被省略呢。可是，历史无法假设，现在的穿越戏，只不过是成人童话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