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信息的不对称，这个词在当今社会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个词。
通常人们会在股票交易中用到这个词，人们因为对股票信息，公司信息掌握程度不同，而形成了一种信息的不对称，从而影响对股票的判断。
其实，这个词不仅用于经济、股票当中，在政治活动中也是常常出现的。
就拿明王朝的厂卫制度而言，这个以“侍卫”“宦官”所组成的“团体”，之所以能够在有明一朝，肆意妄为，甚至破坏国家司法。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厂卫制度形成的原因
上图的存在，已经清晰地向大家展示了厂卫制度的历史脉络，对此咱们就不再赘述。咱们简单地聊一聊厂卫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的原因。
封建王朝最大特点之一是——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对于王朝影响是至高无上的。开国君主以及国家初期君主所定制度，就是至理名言，后世不得更改。
说到此，我们就要说到大家都熟悉的一个人，明太祖朱元璋。
用小编的话来说，朱元璋是一个有着极其强烈两面性人格的人。
一方面，他残忍多疑，故此屠杀忠臣，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对待百姓、民生又是极好的。
一方面，他性情凉薄，朱文正、李文忠等子侄，但凡是不顺其意，就会起杀念，可另一方面，他对马皇后的爱、对朱标的爱，以至于对朱允炆的爱，就是慈祥长辈一般的爱。
而厂卫制度的形成，其实也与朱元璋两面性格有关。这是一个有着强烈自卑感，同时又有着强烈自信的人。
因为自卑，所以他不信任任何人，农民出身的他，纵使当了皇帝，也依然缺乏那种俾睨天下的自信。他担心那些贵族集团因为瞧不起自己的出身，而要推翻他。
可同时，他有着强大的自信。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吃苦，肯卖力气，那么天下所有的事情，他全都可以照顾得过来。
正是因为他性格中的这种矛盾，促使他完成了皇权的彻底集中。他取消了相权，把一切军政大权都自己把握。
从此，他的周边没有一个可以使他信任，同他商议国家军政大事之人。在李世民的身边有魏征、房玄龄，在赵匡胤的身边有赵普。
可我们回想一下，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的周边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做到和他互补，并且留下君臣美谈的。
既然取消了相权，要把所有的事都一人担起，那么朱元璋就需要有人来做他的“耳目”。所谓耳目，简单点来说，就是要让他耳聪目明。于是，他把这一重任交给了锦衣卫。
东厂是朱棣建立的，朱棣为什么建立东厂，其实与朱元璋初衷是极其相似的。
他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取了政权。但夺取政权之后，朱棣必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朱允炆失败的原因。
如果仅仅从朱允炆短暂的执政时间来看，他在位期间，重用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
这三个人是否是治国之才，我们先放到一边，但仅从朱允炆同他们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重视程度来看。建文帝或许有过恢复相权的想法。
而朱棣，恰恰是看到了朱允炆这一做法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从而加深了他对相权合理性的怀疑。
对相权的不信任，加之其身份取得的非法手段，让朱棣不得不怀疑周边人对自己的认同，尤其是那些读书人。
因此，朱棣在朱元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充了耳目。在原有锦衣卫的基础之上，组建了东厂。
厂卫制度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
厂卫之所以能够在明朝让人觉得其恐怖、可怕，其原因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而这个信息的不对称，其形成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皇帝自己。
诚然，朱元璋、朱棣都是极其聪明的君主，他们不允许别人染指他们的权力。所以，他们建立了厂卫制度。这个制度，从控制权力上来说，是有效的，可有效的前提是能够极好地控住主厂卫。
厂卫制度，是一个天才绝顶和愚蠢到家的集合体。
说其天才，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制度，可以像厂卫制度那样让君主享受耳聪目明的快感。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独立于文、武群臣的另一个团体。
他们的权力是君主所赋予的，这种赋予像极了父子关系，父亲很容易就可以从儿子手里要走所有的一切。同时，他们在执行过程中，还伤害了大量的真正拥有权力的人。
故此，厂卫制度如果在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手中，那就是最好用的工具。他们没有兵、也没有党派，只能对君主负责，一旦君主想要剥夺其权力，不会有任何的政治风险。当然，也不会有大臣们站出来反对。
但同时它是愚蠢的，因为如果是一个并不那么强有力的君主，那么厂卫就可以和群臣达成利益共识。到时候同流合污，欺上瞒下，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朱元璋、朱棣在推动厂卫制度时候，一定没有想到，后世的继承人中，会出现那么多控制不住厂卫的人。真正把明朝拉向深渊的，也正是他们最初所信赖的保镖和宦官。
他们错了么？没有！这是他们性格底色所带来的，多疑、自卑、控制欲等一系列附着于性格底色中的东西，使他们必须去依赖这些人。
如果他们没有超越上帝，改变性格底色的实力，那他们就不会建立起一个更为有效的制度。
而厂卫又是如何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呢？
一方面他们是皇帝的耳目，皇帝赋予了其生杀大权。他们是信息的传递者，他们在向下传递信息的时候，可以把一切都归为“君权所派，圣命难违”，这就是欺下。
而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了相权，在皇帝与百官之间，形成了权力的真空段。而厂卫则弥补了这个权力的真空段，下层的百官想要传达信息，或者是有什么举动。厂卫可以凭借其自己的好恶，传递给皇上，而这就是瞒上。
其实厂卫就是一个中介，只要它存在，就会有欺上瞒下的动机。人都是逐利的，厂卫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会愿意去这么做。您今天见到的中介，又有几个不是卖家与买家通吃呢？
对司法的危害
一个制度，既然能够维系两百年左右，自然有其合理性。
厂卫的存在，在一定时间内，对明王朝统治的稳定，腐败的整治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这不容否认。
但这并非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们今天主要讨论厂卫对司法有什么危害。
要想讨论厂卫对司法的危害，就必须要搞清楚厂卫具体拥有哪些权利。用现在的话来说，厂卫具有干预司法权，同时还具备行使司法权。
说简单点，厂卫同时具备了警察权、监察权和司法权。
他们既有着监视、侦查、缉拿的职权，同时还可以干预到最终审判中。而且，他们还有着“羞辱”士大夫的权力。
大家都知道，明朝是一个“廷杖”盛行的朝代，此举动本身就是对于读书人最大的羞辱。而厂卫就具有着监杖特权。
犯了错误，受罚是应当的，不管是廷杖也好，还是牢房也罢，这都是错误的代价。咱们姑且不论明朝很多“错”到底该不该算“错”，即便算错，也应该由适当的人去执行惩罚措施。
让那些身体残缺，心理阴暗的宦官，去监督读书人的惩罚，不得不说这种心理的摧残只有性格变态的人才能想得出。
做一个换位思考，本着一心为朝廷而上书、进言，结果却因为惹怒了皇帝，而被廷杖本身就是一种耻辱。监督之人还是太监，那就是耻辱之后的更大耻辱。
读书人哪里还有斯文、脸面可言。除了少数意志坚定者，更多的人不是选择闭口不言，就是选择与那些曾“见证”了他们耻辱的厂卫同流合污。
既然文明的外衣早已被拔的一丝不挂，那么干脆读书人就把底裤也彻底脱掉。这并非是读书人的不忠、不正，实在是失去尊严后的自暴自弃。
说到侦查、缉拿、监视，这个技能被厂卫发挥得真是淋漓尽致。“私密”在这些厂卫眼中是一文不值的，这还不算什么，最关键的是厂卫在这上面被赋予了极大的权限。
他们可以肆意进入到官员家中，不论是否证据确凿，直接就把官员从家中带走，交由司法审判。有些人为了息事宁人，就会选择贿赂厂卫。
长此以往，厂卫从中见到了好处，他们就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大肆网络无辜之人。本来朱元璋早期的目的是想让他们监督腐败，可到了后来他们就是腐败之源头。
最可怕之处是厂卫具备了干预和行使司法的权力。嘉靖年间的刘济曾上言：国家置三法司以理刑狱，其后乃有进以为锦衣卫镇抚司专理诏狱，缉访于罗织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裁决于内将之旨，而三法司几于虚设矣。
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几乎被厂卫所取代。他们网络冤狱，贪赃枉法。法治的尊严与理性，被一群特务所取代。整个国家，陷入到“恐怖”当中。
权力范围的过大，和皇帝所给予的“使者”特权。让这些特务感受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好处，而为了让这些好处更大化，他们开始选择干预政治，更进一步地欺上瞒下。
至于下面的官员，更多的就是选择明哲保身，或者是同流合污。这样一来，治理腐败的先腐败了，那么下面的人再腐败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来以维护统治、传达信息、担当耳目、治理腐败为初衷，而建立的厂卫。逐渐成为破坏稳定、阻挠信息、欺上瞒下、领导腐败的最大团体。
结语
仅从初衷而言，我丝毫不怀疑，朱元璋也好，还是后来建立东厂的朱棣也罢，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来治理国家。
他们虽然希望权力集中，不想让臣属瓜分自己的权力。但对百姓，他们都展现了自己仁慈的那一面，这是可以肯定的。
而且，在他们的控制下，厂卫虽然也有恶行，但是尚不敢过于作恶。然而，到了后世，当君主的能力不足以控制厂卫之时，他们依然被赋予那么多权力，厂卫就成为了破坏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