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朝的皇位传承规定，作为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弟的朱由检本和皇位无缘，因而从小便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帝王之道培养，而这一缺陷的确在其即位之后遭到了放大，可以说加速了明朝的恶化。正如明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烈帝本纪》中所言，“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番四覆，夕改朝更。”
焦于求治：看问题太过片面，不懂得平衡之道
崇祯即位之时，明朝可以说是积弊难反，朱由检对此也算是心知肚明，因而他曾意图通过自己的勤勉执政，从而扭转局势、实现中兴，这也是崇祯令人极为痛惜的一点。然而，由于崇祯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导致其看问题太过片面化，因此很多措施的目的本是好的，却并未取得好的效果。
例如铲除阉党。不可否认，阉党自身的确作恶多端，且与东林党的党争搞得朝廷乌烟瘴气，然而崇祯帝并未看到阉党存在的必要性。明朝的宦官其实是作为皇帝对抗文官集团的工具而存在的，其权势虽大，但却牢牢地依附于皇权。虽然阉党和东林党之争极为激烈，却巧妙的形成了一定的平衡，从而相互制约。实际上，阉党并非不可铲除，但不可完全根除，否则文官集团便会失去制约。
然而，崇祯帝显然没有看到一点，其即位之后立即对阉党动手，不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被彻底根除，而且作为阉党爪牙的厂卫职权也被彻底打压，直接导致朝廷势力失去平衡，形成了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最终，阉党固然被消灭，但党争却并未根除，反而使得文官在失去制约后更加为所欲为。以浙江茶税为例，天气年间尚有二十余万两，而在茶监撤销之后，到崇祯十年时，这个数字竟然下降到了每年十二两白银。
崇祯在位十七年，为了挽救大明他一直勤勉执政，然而始终没有取得好的效果，不得不说与其没有经过系统培养有着极大关系。
刻于理财：财政改革完全失败，反而加剧天下动荡
财政问题可以说是明末一大难题，内部平叛要钱，辽东战争要钱，天灾频发要钱，然而朝廷偏偏没钱。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崇祯也曾推动财政改革，然而由于不能直至弊端，再加上文官势大，改革不仅遭遇失败，反而加剧了民间的动荡。
明朝的财政收入本就主要依靠农业税，然而明末时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包括王公贵族都在大量兼并土地，但这些人却因各种原因而得以合理避税，不仅导致百姓怨声载道，而且朝廷的农业税收入下降极为严重。实际上，明朝民间并非没钱，张居正、万历皇帝、魏忠贤都曾将征收工商杂税作为增加朝廷收入的办法，然而由于朝中大臣大多涉及商业，遭到了他们的一致抵制，三人去世之后，这种改革完全被废除。尤其是在魏忠贤倒台之后，崇祯皇帝在文官建议下裁撤了各地监察太监，结果导致商业税收入大减，朝廷反而愈加紧张。
古代财政改革，无非“开源、节流”两条路可走，然而到了明末时期，在文官的干预下，开源除了不断加征农业税已经无路可走，结果占有大量土地的特权阶级仍然不用纳税，本就在破产边缘的百姓负担却越来越重，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的百姓破产，天下极具动荡。而在节流方面，各级官员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损，最终将基层“公务员”作为了节流主体，结果财政支出缩减极为有限，却反而导致本就贫困的基层人员大量失业，例如李自成。
崇祯改革的目的是好的，然而由于其没有看到真正的弊端，导致商人有钱征不上，百姓无钱反遭殃，使得这种改革不仅收效甚微，反而加剧了民间动荡。
渴于用人：能够用人不疑，却不能始终不疑
实际上，明朝末期并非无人可用，陈奇俞、洪承畴、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赵率教等人均可堪一用。然而，正是由于崇祯没有经过系统性培养，其在用人方便虽然能够一定程度做到用人不疑、选拔贤良，但却不能做到始终不疑，往往因急功近利而频繁更换，正如张岱所说“黑白屡变，捷如弈棋”。
纵观崇祯朝，他的确曾经重用过一批贤良之才，然而却往往在看不到效果之后，便又会迅速否定掉之前的决策，再度更换人选。崇祯前后执政不过十七年，然而却先后更换了五十多位阁臣，导致朝政极度混乱；而前线将领更是走马观灯一般的频繁撤换，结果空耗本就不宽裕的财政，反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例如，在平定农民起义时，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结果虽然数次重创农民军，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剿灭，反而使其总能起死回生。再如任用袁崇焕方面，袁崇焕一句“五年平辽”便换来了巨大支持，崇祯一度是要权给权、要钱给钱，甚至在其擅权杀死毛文龙之后也没有降罪，但就因“己巳之变”的爆发，导致崇祯对其失望到极点，又将其迅速处死，结果导致辽东局势再度恶化。
崇祯的用人策略，与其不懂帝王之道有着极大的关系，信任你时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猜忌之时又动辄下狱处死，这两种态度都太过极端。
骤于行法：乱世当用重典，结果变成孤家寡人
崇祯即位之后，完全遵循了太祖朱元璋的“乱世当用重典”遗训，对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要求即位严格，他规定定期对官员的政绩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审查基本合格的官员罚俸禄降级处理，不合格的轻则罢官坐牢，重则流放杀头。
“乱世当用重典”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用得好，自然会大大改善朝廷面貌，提升施政效率，然而一旦用不好，便会变成苛政暴政。可惜的是，由于崇祯并不懂得帝王之道，再加上太过急功近利，他便属于没有用好的一类。例如在清缴欠税来说，有的官员为了避免受罚，便用尽各种方式盘剥百姓，使得百姓更加雪上加霜，但由于完成了任务，反而会得到嘉奖，于是更多的官员加以效仿，这岂能起到好的效果？
崇祯的洁身自好和刚愎自用，导致几乎每天都要有人受罚，朝廷官员人人自危，以至于到最后满朝上下无一人为他分忧解难，尽管他口中恨极众臣，喊到“文武大臣个个可杀”，却没想到造成这样结果的恰恰是自己，最后落成个孤家寡人的下场。
综上所述，严格来说崇祯并不算是一位昏君，而只是一位没有经历过系统培养，才能较为平庸、不懂帝王之道的君主，结果因为他的勤勉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可以说“虽非祸国之主，却是亡国之君”，这是崇祯的悲哀，同样也是明朝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