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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

2020-11-05新闻19

后世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

古人给宰相的作用定了八个字,叫“坐而论道,协理阴阳”。坐下来讲道理,按今天的话说,就是制订方针政策;协理阴阳就是从宏观上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宰相如果过分地关注具体的事务,其总揽全局的能力就会削弱。说得直白一点,宰相就是要善于用人,而不是善于做事。让能人去做事,自己管理能人,这才是良性的互动。

说到张居正的用人,主要是他怎样培植改革的精英团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但是,要想改革成功,仅仅有一个精英团队还不够。毕竟,张居正不是皇帝,他可以掌控自己组建的精英团队,但他同时必须更为慎重地处理与皇室的关系。明史学界有一种说法,万历新政的成功取决于三个人:一个是张居正,一个是皇帝生母李太后,还有一个是大太监冯保。将这三个人称为权力铁三角。

这三个人,李太后代表的是皇权。因为当时皇帝小,入主乾清宫时,李太后作为他的监护人,同时住了进去,在那期间,几乎皇上所有的旨意都要经过她点头;张居正代表的是相位,是朝廷文官系统的一把手。用公司的架构来比喻,李太后行使的是董事长的权力,张居正行使的就是总经理的权力。这两个人之间的桥梁,就是司礼监掌印冯保。

和这样两个人搞好关系,形成共识,对张居正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先说冯保,他有“笑面虎”之称。表面上笑呵呵的,内心里却常藏杀气。他有仇必报,又很贪财。但冯保也有一个优点,对内廷的掌故非常熟悉,对整个公文的制度也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够约束部下,顾全大局。在他执掌东厂期间,除了想借王大臣案对高拱下毒手,几乎没有滥用职权、制造大冤案。

冯保的性格很复杂,如果张居正书生气十足,像海瑞那样嫉恶如仇,则根本无法与冯保相处。一旦得罪了冯保,就会失掉和太后、皇帝联系的纽带。

张居正知道这一层利害关系,因此,对冯保多有迁就,甚至对他收受贿赂,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曾引起很多人对他的垢病。但他不这样不行,单纯做好人,他可以不搭理冯保,与之划清界限。但是要做一个好官,为朝廷和老百姓办点实事,他就不能这样了。他必须委曲求全。

张居正明白,和冯保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但要有理有节,还应该有通有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同流不合污”。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官员向冯保行贿,想谋得两淮盐运使这一肥缺。冯保便向张居正推荐这个人,张居正明知道这个人是贪官,也知道冯保收了他的贿赂,他仍一口答应。这令他的精英团队大不理解。有人质问他:“你不是要反腐败吗?为什么还要重用一个腐败分子?”张居正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用了一个贪官,换回来的代价是能惩治更多的贪官,这个人你用不用?必要时,宫府之间就得做点交易。”

宫就是宫廷,大内;府就是内阁,内阁在明代称之为政府。在整个明代,宫府之间矛盾都比较突出。导致国家和老百姓都吃了很多苦头,甚至产生动荡。所谓高层的政治,既有皇权与相权之争,也有外相与内相之争。

张居正笼络冯保,并不是一味牵就,有时也采取牵制与约束的态度。大内的财政从来就是一本糊涂账。二十四监局个个都有敲诈勒索的渠道,以及鲸吞公物的方便。宦官监守自盗,即使被人告发,外廷的司法机构也无权干涉。须得太监的自身机构内官监或东厂处置。但这些机构常常缺乏秉公执法之人。因此,太监们的特权往往大于外廷的官员。

京城各大寺庙道观的大施主,一般都是官里头的朱衣太监。所谓朱衣,就是监局一级掌印太监穿衣的品级。当时京城里的某人,如果炫耀说:“我在宫里头有人,”即表明他是一个有能耐的人而令人羡慕。

张居正上任后,很想治一治大内的种种不法行为,特别是财政的漏洞。但他知道,这件事弄得不好,便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且没有冯保的配合,他就是想整治也整治不了。

张居正于是不只一次在与太后与皇上的面前给冯保戴高帽,说他如何廉洁奉公,然后,又让礼科给事中就内廷财政问题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提出了管理的漏洞,要清查一下整个内廷的各种物品的库存,一一重新登记。凡被太监“借”走的,一律限期归还。皇上将此奏章送回内阁让张居正拟票。张居正拟票之前,找来冯保商议,冯保尽管不乐意外官插手内廷的事务,但觉得张居正的态度友好,遂同意清理内廷财务。

皇上批旨之后,内廷财务动了一次大手术。仅清回来的瓷器就有一万多件。经过这一次清理,内廷的开支节省了不少。原来,内廷财政与国家财政虽然名义上是分开的,但皇上经常下旨到户部调钱。张居正上任后,坚持分灶吃饭。内廷的开支,包括皇上为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宫女等,一律由内廷供用库开支。国库的太仓银,只能用于官吏的俸禄、水利的建设、军费的开支等等。

供用库银子来源于哪儿?一个是皇上庄田的收入,第二是全国矿山开矿的收入。如果今天我们把所有的矿山收入划归皇室,那这个收入就大了。但在明代,开矿都是小打小闹,因此,收入还不太多。国库太仓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民间各种赋税。在冯保的配合下,张居正完成了皇室与外廷财政上的分灶吃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等于实际上限制了皇室的权利,改家天下为国天下。这么大的改革措施得以落实,相比之下,满足一下冯保的些小私欲,又算得什么?

张居正的另一个难点,是和李太后关系的处理。李太后其实是一个无意从事政治的政治家,只不过是历史给她提供给了某种机缘,她顺应历史,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大量的史料来看,她对张居正的支持是无私的。张居正根据她的特点,也作出了一些明智的决策。譬如在太后封号问题上,张居正搞了一点革新。大凡新皇上登基,死去老皇上的皇后、贵妃要重新封赠。为什么?因为新皇帝的正宫夫人必须承继皇后的称号,老皇上的皇后高一辈儿,就得叫皇太后。这个封赠有规矩,凡是老皇帝的皇后,一律封皇太后。如老皇帝的嫔妃里,有人生的儿子继承了皇位,也可以封皇太后,但和老皇后之间要有区别,即老皇后在“皇太后”之前,再加两个字的封号,而皇帝的生母,晋封的皇太后就什么都不能加。

冯保为此事和张居正商量,皇上主要的监护人是他的生母李贵妃,最好不要让她和陈太后有任何差别。这件事下到礼部讨论的时候,礼部的官员不干,说祖上的封赠制度没有这个先例。在张居正看来,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就是多一份名誉而已。张居正指示礼部尚书吕调阳,一定要办妥这件事,在他的直接干预下,陈皇后变成“仁圣皇太后”;李太后变成了“慈圣皇太后”。封赠颁布之日,李太后一看自己的身份和陈皇后齐平了,非常高兴,觉得张居正会办事儿,因此,她对张居正的信任增强了。这是张居正给她办的第一件事情,她很满意。

第二件事情,李太后非常信佛,印经书、佛像装修,施舍银两建庙,经常有这样的开支。她的施舍太多,私房钱不够用。冯保便撺掇张居正从太仓里拿银子给她做善事。张居正觉得不妥。他便出了一个主意,将宝和店划归到李太后名下。这个宝和店属皇产,是皇室采购中心。除了北京总店,在全国若干城市还设有分店,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商业集团。将宝和店划归李太后,这对政府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把皇帝衣兜里的钱变成了太后衣兜里的钱。这样,既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李太后敬佛的开支,又没有违反张居正自己制定的财政改革的原则。这是真正的双赢。李太后就觉得张居正心里有她,对他更加信任。

第三件事情,李太后在五台山建了一座寺庙,落成典礼时的赞颂文章是张居正写的。首辅写文章歌颂李太后的功德,她觉得脸上很光彩。像这样不伤筋动骨,不破坏国家财政,不给国家制度和朝廷带来任何影响的善事,张居正都做得非常快,而且非常到位。

冯保在沧州选了一块吉地,准备作为自己百年后的寿藏之处。破土动工之日,张居正还率领百官向冯保祝贺,也给他写文章。今天很多人就会产生疑问,张居正这么大的官,还用得着去拍李太后与冯保的马屁?这马屁不拍还真不行,因为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皇帝,一个代表内廷,都是得罪不起的人物。张居正牺牲自己道德上的清高,而选择与他们合作,甚至不停地赞赏他们,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而赢得他们对万历新政的强力支持,这是牺牲小我而成就大我,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表现。

一个知识分子最难的,莫过于要牺牲自己的道德价值观。但张居正做到了,这里除了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还要有一种“道”的把握。这种把握是佛家所讲的“戒、定、慧”三者之间的通融。后世对张居正最大的争议,莫过于张居正与李太后、冯保之间的关系。但根据当时的情况,张居正要想做事,完成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他除了与李太后、冯保合作,根本没有别的选择。

如果用事功的观念而不是用道德的观念来衡量,则这三个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他们精诚合作,开创了万历初年的中兴之象。三人的公情与私谊,都相当深厚。张居正去世之后,冯保对他很怀念,而且还设法保护张居正留下的改革人才。因为张居正的死,也因为万历皇帝对张居正残酷的清算,李太后万念俱灰,从此退出了政坛。

(本篇完)

#隋唐#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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