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安和洛阳，一对冤家兄弟
历史上，长安和洛阳是一对冤家兄弟。
从公元前204年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建立西汉开始，到公元605年隋炀帝营建洛阳为止，所有的大一统王朝，其都城不断地在长安和洛阳两城之间转换。
西汉刘邦定都长安，一来因为长安是他的起家之地，二来从战争观出发，长安地理可攻可守，还有巴蜀粮仓为后勤，是天然战略要地。
东汉刘秀定都洛阳，一来因为他本人就是兖州陈留人，距离洛阳很近；二来刘秀称帝时，全国还没有统一，他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关中。
公元190年，董卓迁汉献帝到长安，因为他本人就是关陇人氏。
曹丕因为是受禅称帝，为了表示承继于天命，沿袭了东汉的都城洛阳。
司马氏也同样受禅于曹魏，也同样承袭曹魏的都城洛阳。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洛阳被汉赵刘聪攻占，晋朝都城又迁到了长安；之后，东晋十六国兴起，长安和洛阳就成了不同国家的都城。
南北朝时期，随着北魏拓跋焘的南迁，洛阳成了拥有整个北方的北魏国都。
公元535年，宇文泰建立的西魏在长安建都，之后因为禅让关系，西魏禅让北周，北周禅让于隋，因此长安都城的地位一直未变。
公元605年，在京都长安以外，隋炀帝大力营建洛阳，将洛阳建设成为长安之外的第二都城，设立了东都洛阳。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既是承袭隋朝的都城长安，也是由于他本人出身关陇贵族集团，长安是李唐王朝的根本所在。
而武则天的周朝却将都城迁到了洛阳。
唐高宗李治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公元689年，武则天在洛阳神都身着衮冕，在明堂接受受朝贺；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上尊号圣神皇帝；公元691年，武则天“改置社稷于神都”，正式将都城从长安迁到洛阳，使得洛阳成为政治中心。
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
二、武则天迁都原因的第一、二两种说法
武则天迁都洛阳的原因，从古至今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和萧淑妃是被武则天所害，而且死状甚惨。因此武则天从心底里产生恐惧，不仅晚上做梦梦见两人，甚至大白天都能看见两人若隐若现的影子，她为此搬过房间，可是丝毫没有改观，她走到哪儿，两人的影子就跟到哪儿。因此武则天要迁都洛阳，而且终身不回长安。
第二种说法：武则天迁都洛阳为了方便自己纵情享乐。因为武则天曾在长安出家，因此在长安的纵情有心理障碍，而到远离长安的洛阳就没有了心理障碍。
以上两种说法，也许是武则天迁都的原因之一，或者微不足道的原因之一，但都不足以解释迁都这一浩大而严肃的事件。
也许王皇后和萧淑妃的死会影响武则天的心情，却不会有太大影响。事实上，武则天害死两人后，还在长安住了近20年，以20年一贯的这样心理状况，即便不疯也会神经衰弱。可是武则天却没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从心理上说，一个人如果对自己做过的事产生无比的恐惧，大多数的原因都是因为内疚和自责，也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和行为，可是从武则天身上看不到这种改变，也丝毫没有影响她杀伐果断的性格。
至于为了纵情享乐的第二种说法，武则天确实纵情享乐，但是没有证据说她在长安就循规蹈矩，到了洛阳就纵情，因此也就无法得出她只有在洛阳才能纵情的结论。
除了第一、第二两种说法以外，还有第三种说法。
三、第三种说法比较全面揭示了武则天的迁都原因
武则天以一介女流和异姓的武姓称天子，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她虽然凭借个人的强势和心机获得了天子名号，可是她很清楚天下人心所向。
武则天成为天子后，首先就在立太子问题上出现两难。
如果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就还是变相承认李唐的江山，可是自己这个姓武的突然建立了一个周朝，这样的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让自己的儿子改姓武，在一个传统父系国家，她不能保证她本人死后，她的子孙是否还会姓武。
如果立姓武的娘家人为太子，就存在凤阁侍郎李昭德和狄仁杰所说的问题：“江山只有传给自己的子孙才能有万代基业，如果传给你的那些姓武的侄儿们，他们会把你一个做姑姑立在祖先祠堂里瞻仰吗？”
除了立太子的两难，武则天也面临尴尬的外交关系。
武则天要用自己武家侄孙武延秀代表王室和突厥和亲，惹得突厥可汗大怒。突厥可汗认为李姓才是天子之子，武则天用姓武的来和亲就是欺骗，结果把武延秀扣押起来。
可见，武则天个人再强势，再有心机，她能建立一个朝代，可是在内外人心中，天下还是李唐的天下。
武则天处在李唐的阴影之下不得舒展，要摆脱李唐的阴影，她想到了迁都。
都城是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城变与不变，往往意味着与前政权的关系是继承还是断裂。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努力争夺的焦点之一就是晋朝的京都洛阳。南朝要恢复华夏衣冠，其标志就是收复西晋时失去的洛阳，北朝要入主中原，获得天下人的认可，也要得到洛阳。
武则天要摆脱李唐的巨大政治阴影，就需要将都城做一个改变，而除长安之外，最合适的就是东都洛阳。
因此武则天迁都洛阳，是要达到她和李唐政权切割的政治目的。
武则天迁都洛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洛阳所在中原地区的经济已经超越了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
自东晋衣冠南渡之后，随着北方士人的不断南下，南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加之南方的气候环境本就适合农作物生长，开发之后的南方经济蓬勃发展。隋朝灭陈之后，南方的经济已经超越了北方，隋炀帝杨广大力营建东都，也是看到了南方经济的发达。加之隋朝大运河的修建，也使得洛阳处在了全国的中心，与北方的涿州（今北京）和南方的余杭（今杭州）连为一体，洛阳的水系四通八达，很容易就进入黄河、淮水、泗水、长江，北方和南方的粮食等物质也很容易就能到达洛阳。
而随着人口增多和交流的发展，长安关中地区的土地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粮食产量已经到了极限，加之各条河流沙化严重，水利灌溉作用下降，还要从关东地区调粮食。而关东地区的粮食要调往关中，只能通过黄河运输，路途远而且非常不好走，如果从富庶的江南调集物资到关中，则时间更加漫长，还需要极高的成本。
因此，武则天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目的，还有洛阳更加富足，交通便利的经济因素。
四、武则天迁都洛阳和隋炀帝杨广营建洛阳的目的异曲同工
武则天迁都洛阳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和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年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除了表示对江南人民和北方人民的一视同仁，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隋朝和隋文帝杨坚隋朝的不同。杨广的隋朝，要在政治上摆脱杨坚的关陇贵族小集团，面向东南西北的天下所有人，实现真正意义的大一统。
武则天迁都洛阳，也是要和李唐王朝进行切割。
杨广看中了洛阳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因此营建洛阳。而武则天也看中了洛阳的地理和经济条件，只是武则天迁都洛阳，正好利用了杨广经营洛阳的现成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