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志愿军在第二次战役中采取了一个大胆的战术：诱使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进入我军精心设置的“口袋阵”。
要让敌人无法逃脱，关键就在于能否牢牢扎紧“口袋阵”的口子，达到“关门打狗”的效果。
执行这个艰巨任务的部队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十八军一一三师。
面面志愿军的精心设局，美军作为“联合国军”的绝对主力，果然中了计。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逐渐意识到处境不妙，开始拉倒向南逃窜。
敌人想逃当然没那么容易，一一三师立即按照既定部署奋力向前追击。
美军拥有精良的机械化装备，坐着坦克、汽车，速度肯定比两条腿走路快得多。
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志愿军指挥员给部队下达的指示只有三点：一是加速速度，二是加快速度，第三还是加快速度！
志愿军将士按照这一指示，凭借必胜的信念、惊人的毅力奋力穿插、全速追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只能靠两条腿赶路的一一三师将士，竟然真的跑到敌人的汽车前面去了。
这支部队在急行军260多里之后，终于在11月28日晚上7点， 按时到达三所里附近，将美军堵在北面。
也就是说，一一三师不辱使命，如期完成了截住敌人、扎紧“口袋”的艰巨任务。
这支连续行军作战的疲惫之师亟需休整，然而就在这时，他们又接到军长梁兴初下达的新任务：派出一个团的兵力，立即整装出发，抢在敌人前面，赶到三所里西北的龙源里，彻底切断敌人南逃的路线！
一一三师三三七团成为梁兴初指定的追击部队，他们迅速采取行动，终于在11月29日凌晨4点到达指定区域。
仅仅过了10分钟，敌人的先头部队就出现了，但为时已晚，他们的去路已经被三三七团挡住了。
一场阻击战就这样打响了，三三七团将士不顾疲劳、饥饿与寒冷，以饱满的斗志投入战斗，打了敌先头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干净利落地将他们消灭掉了。
后面的美军第二十五师、第二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一师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被志愿军分割包围，成了瓮中之鳖。
敌人当然也不甘心束手就擒，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妄图从龙源里打开一个突破口，继续向南逃窜。
美军第二师率先采取行动，向坚守志愿军左翼阵地的三三七团一营发起了猛攻。但在一、三营指战员的顽强反击下，他们的十多次集团冲锋均无功而返。
从北边逃过来的美军第二十五师见美二师久攻不下，也加入战斗，向三三七团三营阵地发起了疯狂进攻。双方陷入鏖战，打得非常激烈。
虽然这两股美军之间相距仅有不到一公里，但他们各自被志愿军死死挡住，总是没有办法会合在一起。
美军无奈，只得改变打法，把大部分兵力抽调到志愿军右翼阵地，出动坦克、装甲车等重型武器装备进行猛烈攻击，企图冲出志愿军的包围圈。
当时坚守右翼阵地的是三三七团二营以及团直属队部分人员，他们面对敌人不顾一切的狂攻，无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特别棘手的是，当时二营严重缺乏对付敌人坦克和装甲车的武器，比如爆破筒和反坦克手雷，因此打得异常艰难，战士们伤亡也越来越大。
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指挥员以冷静的头脑、有效的对策来稳定军心、守住阵地。
可是二营长不像志愿军绝大多数营级干部那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是一名学生出身的干部。他虽然读了不少军事著作，但还停留在理论层面，面对美军突如其来的大举猛攻，一时茫然无措。
这种种情况，使得志愿军右翼阵地陷入万分危急的境地，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阵地马上有落入敌手的危险！
就在这时，三三七团政（治）处主任王树瑞挺身而出，主动承担起了指挥全营英勇反击的重任。
王树瑞的长处是政（治）工作能力强，极少直接负责军事指挥，但他明白，在这个危急关头，自己必须站出来接掌指挥权了。
为此，他首先把团直机关能参加战斗的人员全部组织起来，补充到阵地上守备较为薄弱的地方去，稳固我军防线。
紧接着，他把二营长叫过来，以简洁有力的话帮助他找出对付敌人猛攻的办法，同时在心理上给予他支持和疏导，使得二营长很快稳定了情绪，专注于战斗。
在王树瑞的指挥下，阵地的全体指战员士气大振，迸发出极强的斗志，同时充分利用地形地物，集中力量炸毁了敌人冲在最前面的几辆坦克和装甲车，堵住了敌人的进攻路线，让他们陷入乱战。
战局就此逆转过来，志愿军将士们越战越勇，将敌人接下来的三次冲锋全部打退，牢牢守住了龙源里阵地，为全军在第二次战役中获胜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有英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玛格丽特·金斯就在朝鲜战场上担任随军记者，她了解到这次战斗的经过后，在文章中感叹：美军出动机械化装备的重兵，对志愿军发起连续猛攻，竟然始终无法逾越志愿军一个营的防线，这对于目空一切的美军来说，无疑是一个耻辱纪录。
三三七团在龙源里阻击中表现非常出色，得到师部、军部乃至志愿军总部的通令嘉奖，而王树瑞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接掌指挥权的做法，也得到首长们的高度评价，被称赞“能文能武，军政双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