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遭受丈夫及公婆惨无人道的虐待后，方洋洋死于2019年1月，在她结婚短短三年之后。山东禹城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公获刑三年，婆婆被判两年两个月，丈夫被判两年并适用缓刑。从轻的理由是，被告如实坦白、有悔罪表现，被告亲属预交了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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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去辨析该案究竟该适用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清楚写在判决书里的恶劣情节，都没敌得过“公式”一般的“坦白从宽”。也是“谜之宽容”。
比一审判决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洋洋生前的遭遇。你能想象吗？这个时代还有年轻女人因为没能生出孩子、因为“婚前流过产”的流言，遭遇婆家报复般的虐待和毒打。当子宫被判定“失效”，女人便彻底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生效四年，可血淋淋的事实还是给人当头棒喝。
更残酷的真相是，从洋洋长到长辈们眼中“谈婚论嫁的年龄”开始，她身上“人”的属性就逐渐被抹去了。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她就匆匆嫁到了张家，后者穷困潦倒，但洋洋的母亲有精神疾病，洋洋自己也有点“笨”，这样的姑娘在某些地方的农村人眼中极为“愁嫁”，根本没有挑剔的资格。与其说这是“婚姻”，不如讲这是一桩买卖。有个情节尤其让人不寒而栗。耗尽家财娶亲的张家发现“不对劲”之后，不止一次找女方娘家交涉，说得露骨点，就是要“退货”。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洋洋成了泄愤工具，更成了婆家手上的“人质”和“筹码”，她不被允许回娘家。父亲想见女儿？不给钱就不让见。父亲生病住院直到去世，都没见到女儿。即便对这个女人弃之如敝履，也要想着从她身上压榨出点什么。
在“家暴零容忍”已然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洋洋的死不仅令人悲伤，也让人感到沮丧。我们都知道，反家暴的进步很重要一部分来源于受害人勇敢地站出来说不。但家暴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又一直困扰着反家暴工作。社会工作者李莹在2017年发起过一个反家暴紧急救助公益项目，如今项目账户里有了150万人民币，负责人却苦于找不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受害者。
而洋洋恰是“找不到的受害者”中最弱势的一类。她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甚至没有抗争的意识。她也几乎无法从娘家获得什么庇护。母亲神志不清，父亲在她结婚两年后去世了，娘家的亲戚和村里人说，由于婚后洋洋几乎回不了娘家，他们并不清楚她究竟遭遇了什么。有谁真会去追究这个“傻傻的”、失怙无依的姑娘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倒不是苛责旁观者，只是不得不追问，洋洋只能死吗？
复盘整个故事，有些细节让人如鲠在喉、难以释怀。
比如洋洋的父亲去世时，张家不放人回家尽孝，两家人闹到了张庄村派出所，但派出所称无法干涉合法夫妻家事，只答应“协调”。
派出所或许没有太大过错，警察无权强制把别人的儿媳妇“架”回娘家不假，但往轻了说，这是一个女人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往重了想，她可能面临更危险的境地。可派出所几乎想都没想，一手好太极，轻飘飘就置身事外。还是说，某些基层执法者的心目中，压根还残留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等封建糟粕？派出所或许真的从没收到过家暴投诉，但它真的毫无责任吗？派出所之外，当地妇联、村支部等基层组织的存在感也很“微妙”，微妙之处在于，它们无需对女人的死负责，却也仿佛不存在。像洋洋这样的弱势人群，本不该是基层组织主动重点关注和救济的对象么？这时候，离群众最近的组织又去哪儿了呢？
再比如，新婚回娘家时，就有邻居在方家门口看到丈夫对洋洋动了手；在丈夫的供述中，他曾经把她“推出去罚站、冻她”。两边的亲属、邻居都坚称不知道洋洋被虐待，但恐怕谁也不能拍胸脯保证，他们没有发现过蛛丝马迹。暴力果真能严严实实躲在家门之内吗？还是说，是大家默契地“屏蔽”了家门内的暴力，只是没料到它会导致这么灾难性的后果？
像洋洋这样的受害者，比任何人都更依赖有效的“强制报告制度”。“找不到的受害者”的生机，在于邻里乡亲、社区基层组织的善意与自觉。不幸之处在于，洋洋的世界里，不管是社会治理能力、还是观念文化氛围都支撑不起这样的制度，她这样的受害者大概率只能蜷缩在“隐秘的角落”。家族或是公共机构，仿佛谁都没有带她逃离厄运的动力与能力。更悲哀的是，连法官都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家暴的恶意与危害。只有婆家三人是罪不可恕的，周围其他人至多算疏忽。但自从出嫁那一刻起，洋洋就已经被抛向了“荒野”，不再有人在意她这个渺小、卑微的存在。她死于婆家的暴力，亦死于漏洞重重的乡村女性、弱势群体保护系统。
这些天从有关洋洋的报道里，零星看见过几张她生前的照片，但都是小女孩时期的，没有近照。也许不仅对于陌生的我们，即便是对于亲人、朋友，出嫁后的洋洋都面貌模糊，仿佛一个黯然的影子，就像许许多多“找不到的受害者”一样。洋洋一案已由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至少舆论关注的案件，我们不必过多忧虑正义不能最终实现。或许我们更该忧虑的是，那些“找不到的受害者”，还会继续沉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