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管理企业，还是治理国家，人才始终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管理的营养，不失为现代企业管理一条可供借鉴的途径。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历时近三百年，唐前期由于统治集团十分重视人才战略，连续出现“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发展的高峰期，唐代关于人才管理的经验历经千年依然闪光。
一、选拔人才的智慧
1．从思想上重视人才的选拔
唐代统治者把人才选拔当做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来抓。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对左右仆射（仆射的职务相当于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太宗认为，宰相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协助皇帝选拔人才，而不应过多陷于具体事务。于是，唐太宗下诏命令尚书省（唐代中央三省之一，为最高行政首脑机关），琐碎小事都交付左右丞处理，重大疑难事物才禀报仆射，把房、杜二人从繁忙的事物里解脱出来，重点考虑如何帮助国家选拔人才的问题。
（唐太宗）
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批人才为其服务，企业领导者要充分认识到人才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制定人才发展战略，树立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思想，明确专门机构和人员，加强对人才管理工作的领导，努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资源保障。
（房玄龄）
2．把道德标准作为人才的重要标杆
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唐代君主衡量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杜如晦回答：“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唐太宗发现了吏部选人只重文笔口才，而忽视德行的弊端，于是采纳了杜如晦的建议，依照汉代选拔官吏的办法，希望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贞观六年，唐太宗与名臣魏征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太宗说：“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竟进。”魏征对曰：“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可见，他们意识到即使能力再强的人，如果品行不好，那造成的祸害可能远远超过他的成绩，所以“德”成为超过“才”的首要人才选拔标准。
（杜如晦）
企业在选拔招聘人员时，不能只看学历、毕业的院校、曾经取得的业绩，而要重视对道德品质的考察。对新录用的员工，要想方设法从多渠道了解其品行情况。对于老员工，不论其在何种重要岗位，只要发现道德品行有问题，要痛下决心，即使有断臂之痛，也不能姑息养奸。
3．人才宁缺勿滥
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十二月，唐太宗在和房玄龄的谈话中指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太宗认为，大治天下的关键在于周密地处理政务，任命官员要根据才能情况，现官要进行淘汰。他提出“任官惟贤才”，“谋夫孔多，是用不就”，“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这些主张都是人才管理的经典性原则；太宗认为，任官不得人，再多也没有用，“比之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所以他命令房玄龄要大力精减官员。房玄龄受命后，对中央机构进行了裁减合并。改革后的唐中央机构文武官员总数为六百四十三人，裁去了十分之九。唐太宗很满意，认为“吾以此待天下材，足矣”。
房玄龄深得用人之道，因此用人宁缺毋滥。有一时期，国家管理财政申报开支的部门缺少合适的人选，房玄龄“宁虚其位，而不以与人”，因为他深知此岗位的重要性，宁肯暂时空缺也不能交给“聚财之臣”掌握。这种“宁受吝权之讥，而不忍冒昧以与下”的精神，可谓用心良苦。
很多企业岗位一旦出现空缺，就急不可待地找人补上，也不管是不是适合这个岗位，生怕对工作造成影响，岂不知，这种用人方式反而会阻碍企业的发展，不如把岗位暂时空下来，等待最适合的人才。
二、人才使用的法宝
1．海纳百川、为我所用
在人才使用上，唐初君主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唐太宗认为：“吾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他又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在太宗的贞观集团中，魏征、王、尉迟敬德、李靖等都曾是敌对营垒中的重要人物，被太宗纳入帐下后，逐渐成为中流砥柱，为唐代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虽然政治环境逐步恶化，但一批贞观时期的重臣仍然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企业用人最怕“划线”，前任用的人后任坚决不用，竞争对手用过的人坚决不用等现象就反映了这一突出问题。用人要量才、量德，而不是人为地给人“贴标签”。
(尉迟敬德)
2．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唐代名将尉迟敬德原在刘武周麾下，刘武周战败后，尉迟敬德与寻相等一干战将向李世民投降，后来寻相等降将见风使舵，再次叛乱，而尉迟敬德却还在军中。李世民军中诸将疑敬德必叛，马上把他囚禁起来，并请李世民将其杀掉。李世民说：“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邪？”于是亲自给尉迟敬德松绑并进行了安抚。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从此更加死心塌地追随李世民，在后来的玄武门之变的腥风血雨中，尉迟敬德不仅不受李世民政治对手的诱惑，而且在武力争斗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为李世民顺利登上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武周)
信任是工作的基础，信任与干劲成正比，领导给下属多少信任，下属就会给上级多大的热情。特别是对于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要给予更多的关心与支持，宽容他们的小失误。
三、团队管理的经验
1．铁的纪律与铁的执行
唐太宗深知，只有纪律的保障，才能形成集体的力量。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率军攻打洛阳时，令军队“禁止侵掠”，而“无敢犯者”，正是由于纪律严明，才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为他后来称帝打下了基础。太宗即位后，更加强调依法办事，早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就曾表示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他还认识到，铁的纪律必须配合以铁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效果，要想严格执行，领导者必须要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发现自己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指示臣下对此类诏敕不得顺旨施行，必须上奏，另作定夺。以致形成“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的良好局面。
（洛阳）
只有做到令行禁止，企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否则就会变成聚散无常的乌合之众，在关键的时候失去战斗力。铁的纪律需要靠铁的执行来实现，这就需要树立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适用同一制度，不厚此薄彼。
2．建立完善的考核激励机制
唐代十分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在吏部设考功司专门负责此事，并以考核结果决定奖惩。唐代的考核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国家对各级官吏提出的四条共同要求：“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要求各级官吏维护统治，谨慎廉洁，公正称职，勤奋不懈。二十七最，则是根据二十七种不同官职提出的考核业务才能的标准。唐代官吏考核的奖惩条例周密细致，种类多样，主要有俸禄增减，品阶升降，职位变动，荣辱与夺等。
据《唐六典》：“凡考，中上以上，每进一等，加禄一季；中中，守本禄；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夺禄一季”。这样，把考核同官吏的俸禄收入明确挂钩，做为俸禄增减的标准之一。同时，唐代还将考核与品阶的升降结合起来。荣辱与夺是根据官员在考课中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惩罚。这对当时一些追求荣誉的官员来说，比俸禄增减和品阶升降更为重要。
3．健全的保障制度
唐代官员的职业保障主要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履行职责所应享有的工作条件。包括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办公经费和交通工具等，为保证这些条件，通过按不同级别官吏给予不同数量的公廨田的方式解决。即把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府使用；二是领取法定俸禄和福利。这是给予官员的法定报酬，主要包括禄米和土地；三是休假的待遇。唐代官员每十天休假一日，称为旬休。逢节日官员有假期，婚丧嫁娶也可以给假。另外，父母居住在外地的还有探亲假。四是退休待遇。唐代退休称“致仕”，致仕官可享受的待遇有俸禄、加官，少数德高望重的大臣可以享受皇帝赐予的全俸，大部分致仕官享受半俸，还有部分致仕官可以享受加官一级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