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朝灭亡。
就在同一年，吴三桂投降清朝，清军正式入关。
而明朝残余势力也逃往明朝另一个都城——南京，拥护小福王朱由崧为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
弘光政权在未建立之前，就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外部局面。勉勉强强建立之后，也由于自身的实力非常有限，加之明末党争的延续，内斗内耗非常严重，弘光政权要想在这个情况复杂、凶险异常的乱世中生存下去，必须要有一套比较高明的策略，特别是针对清军和农民军。
于是借虏平寇的策略应运而生。
而弘光政权的“借虏平寇”策略被无数的专家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所诟病，实际这个策略也的确是愚蠢透顶。
南明弘光政权的所谓“借虏平寇”策略，指的是与关外的清朝结交议和，借用清军的力量，用来平定明朝人眼里所谓的“贼寇”李自成，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与清朝是战还是和。
弘光政权内部重臣，无论是“忠臣”还是“奸臣”，无论是夸夸而谈的“清流”还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都一致赞同这个策略，史可法、刘宗周、马士英等人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共同对某个策略投赞成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说，这一误国误民的策略的出现，是诸多因素叠加起来的无奈结果。一、南明弘光政权君臣对北方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了解。
虽然南明弘光政权有一部分官员是从北京城逃过来的，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逃跑过来的官员级别都不高，而且都是李自成攻破北京城之前就跑路了的。
这导致弘光政权君臣对北方特别是北京城发生了什么完全就是一抹黑。
吴三桂勾结多尔衮，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的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因为崇祯帝在生前的确下过诏令让吴三桂带领关宁铁骑勤王。
于是在当时，全国都在盛传大明将军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重新夺回了北京城，甚至很多地方都认为吴三桂已经奉崇祯帝太子回北京城继位的小道消息。
弘光政权的重臣高官们，也只是认为吴三桂联合清军击败了杀害君父崇祯帝的“流贼”李自成，并不清楚吴三桂其实已经投降清朝。
他们普遍还认为吴三桂是忠于朝廷的，认为他与清朝是属于联盟关系，而不是隶属关系，想当然地认为吴三桂是心向明朝的，南明可以通过吴三桂的关系，与清朝交好，让关外的这群蛮夷为我所用。二、吴三桂与清军击败李自成，对弘光王朝来并不是一件“坏事”。
李自成自从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击败明朝最后的柱国孙传庭之后，威望大增，后来一路攻城略地，实力也越来越强，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攻破北京城，他都是明朝君臣上下的真正头号敌人。
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实力强大，又攻占了北京城，弘光政权君臣上下都认为李自成下一步就是平定北方，等到北方被平定，那时候南明就是李自成刀俎下的鱼肉了。
尤其是李自成在荆襄地区部署了七万大军，统帅是农民军大将白旺，左良玉几十万军队都拿农民军没办法，只能一路流窜到弘光政权的地盘上，求弘光政权收留，这更让南京的弘光政权官员们深深地感受到来自长江中上游的莫大威胁。
现在“贼寇”李自成大败，李自成自然自顾不暇南方地区，着实让弘光政权君臣松了一口气。三、弘光政权君臣上下没有料到明朝的心腹大患“大顺国"会败亡得如此之快。
当时的很多弘光政权官员包括很多有战略眼光的官员都认为，“大顺国”是明朝的心腹大患，“大清国”是明朝几十年都没有平定的边患，双方都实力强劲，双方为了争夺北方，估计没个十几年、几十年，分不出胜负，它们在北方地区长期陷入对峙胶着的战争状态，就算不是两败俱伤，最终结果也是输的一方一无所有，赢得一方也是元气大伤。
所以弘光政权君臣非常乐于坐山观虎斗，希望能有时间整顿朝堂，并坐收渔人之利。
但是谁都没料到，李自成居然频频出现战略失误，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败亡，而清朝居然在小皇帝继位，大权旁落到摄政王多尔衮的情况下，战斗力如此强悍。四、很多明朝的官员恐惧清军，但是他们认为清朝就和历史上的金朝一样。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与后金国的作战中一直都是败多胜少。特别是崇祯年间袁崇焕被杀之后，后金八旗军多次绕过山海关，抢掠河北、山东地区，给明朝官员们以极大的心理震撼。
但同时努尔哈赤的“女真”身份，和他为自己的国家取的“后金”称号，也让明朝官员们觉得，满洲女真其实和历史上的金国一样，并非想要入主中原、定鼎天下，只是贪图财富而已，后金八旗军在北地烧杀劫掠够了之后就会自动撤走。
加上几十年了，后金八旗军连山海关都突破不了，更进一步加强了明朝官员这一观点。
何况满洲女真就算全民皆兵，满打满算也就几万军队，攻打北地就已经非常吃力了，攻打南方只会变成历史上的金军，消化不良，而李自成的农民军不一样，这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攻打南方，所以弘光政权君臣联合清军，对付农民军的策略就可以理解了。
只不过弘光政权的官员们并不清楚，皇太极改国号“后金”为“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要知道明是火，清是水，古代五行相克，水克火，这足以证明清朝的野心。五、弘光政权内部党争极其激烈、矛盾重重。
南明弘光政权没有继承任何明朝的优点，倒是明末的缺点继承了一大堆，特别是致命缺点——党争。
文官集团中的东林党与阉党残余势力继续进行党同伐异、内斗不断，就连武将们都开始大受影响，开始拥兵自重、不从指挥、与文官结党，甚至几大藩镇兵戎相见。
高杰袭击黄得功，高杰死后，黄得功袭击高杰残部；李泽清先与东林党交好，后来成为“拥福系”，与东林党反目成仇；左良玉与东林党交好，为了利益，直接发动“清君侧”，打着清除马士英的口号对弘光政权朝廷用兵；马士英为了防御左良玉，决定专以对付上游的左良玉为最紧急的大事，而置清军的进攻于不顾。
因此“借虏平寇”可以说是弘光政权唯一的可行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