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近代以来东亚第一个霸主，也是在亚洲地区被称为列强的国家，日本并不是从开始就如此强大且具有野心。说到根子上，日本的开国其实比清王朝更晚，但是日本却有着破釜沉舟的勇气，废除旧制度，在巩固国内统治以后向西方学习。
并且这一场学习持续了数十年，在经历数场国运之战以后，到达了国家霸权发展的巅峰。在历史上我们认为这种霸权是一种邪恶，并不值得提倡，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日本为什么能够在近代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主导了一场维新革命，并且成功，自己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以王政复古和天皇亲政的前提，共同纳入政治秩序，这一点是西方立宪君主制国家必然的道路。因此，日本开启了近代化的改革，天皇统治和民众参政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日本政治伦理诉求的基础。当然，这种良性互动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一种常规的，正式的君民共主，而是拥有浓厚的日本情节和封建因素，影响日本后来的发展，但是当下暂且不必将其拿出讨论。
因为在最初的理论分析和研判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走偏。日本直接效仿了西方的选举制度，从法理上构建选举权。当时日本提出了体用结合的方针，要民众在心理上有所认知。并且天皇统治也能与政治现实相适应。正是如此，在明治维新初期，选举权的资格逐步扩大，再到成年男子的普选权与当时的天皇统治制度相结合，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国家景象。
日本在当时使用君民共主的模式，集中反映了近代日本对西方政治理念和自身传统的重视，理解与改造。这种改革的强大动力源自于政府和民间，在当时都认识到了要想成为对抗美欧列强的强国，必须启发民智，使民众拥有参政权。但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因素并没有通过革命的方式革除，而是在封建因素当中的开明力量主导这一场变革，所以民众的参政权也有种种限制。
这种限制在政府的主导下，成为了日本未来选举权和国家民主的政治基础，当然，这一种民主是在天皇制度之下的民主。在1869年，日本提出了海外万国皆于利于他土之上，唯独日本皇威不堕，国权不损，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很多保守派也提出了王政复古的很多课题。但是日本的保守派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他们也知变通。他们也提出了打破身份空间和职业上的封建，强化社会流动。
并且认可社会应该寻求一种真正的自觉意识，统一秩序，发展近代产业，解放民的欲望，同时也要有所节制，稳定社会。而当时日本的激进派则希望日本能够迅速融于西方社会，求知识于世界，革除一切封建保守。当时的明治政府并没有明确要选择哪一条道路，在1871年，明治天皇则任命了很多特权大使出访欧美。这一次，日本向西方学习和探视的实际行动被很多国家所重视，日本对当时的欧美12个国家都做出了反应，使节团也认真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和政治。
同时，在日本国内仿欧美之际，西乡隆盛等人则主张以武力迫使朝鲜开国。可以说日本强大的理想和现实利益日本都想要。终究两条道路的政治模式和诉求，最终导致明治政府的分裂。使节团没有完满的完成任务，而终止，西乡隆盛等人辞职，但是日本面向西方的这一个基本政治走向并没有改变。
日本民间日益活跃，甚至在一八七八年，一些极端主义者遇刺了大久保利，政局动荡不安，而一些极端主义者则展开天皇亲政运动，当然还有一些爱国社等同盟展开的民权运动，两者夹击之下政府又重新意识到了政治的紧迫性。由此才真正进入自己的宪政制定阶段。曾经访问欧美所得到的很多资料也真正派上用场，明治维新的文明开放政策并不是单一由政府主导的，在民间也有很多传播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理念的活动。
整个日本人心浮动，传进来的西方学说多样繁杂，并且出现很多时代错位，图存强国的急切与这种错位相结合，使得日本明治政府在当时很难在短时间内梳理鉴别一股脑的派上用场，导致了很多误解偏差。 对于日本而言，日本认为三权分立的自然法学说始于斯多葛学派。中世纪受到基督教会的影响，再到启蒙思想以后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近代自然法强调的人的理性和自然状态以及社会的契约，这些都被日本广泛吸收。
同时日本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有意无意的将天赋人权，自由权利和社会契约进行批判，他们认为这并不合时宜。一方面，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西方的种种民主思想在西方社会都要孕育千年才能成事。最后革命也必然爆发，一场惨烈的社会和政治革命动乱这个问题是不能够忽视的，不应该走这种完全的民主道路。尤其是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讲，抛开天皇是不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
日本确实希望能够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但遭到了日本国内的反对，尤其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他们认为这一种理论也无法真正是日本强大。首先一点，日本刚刚开国民智未开，舆论不少，士大夫也并非以近代西洋法律为准。士农工商等各个阶层都毫无民主根基，在此情况之下，法国的革命民主和英国的立宪民主都不适用于日本。
英国的立宪民主确实可以成为日本的发展方向，但是对于日本短期内的强大而言没有直接帮助。与日本国体相近的德国，形成的一种政治良性的有机体，确实可以强调国家的道德和精神性，并且强调国民和民族这一点。在政治哲学上，日本的传统发展趋势相契合。
在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的论述当中，也对欧洲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国家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君主制，国民主权理论都不适合一个国家国民意志的统一精神。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共和制传统的国家，如空中楼阁。但是当时迫于国内压力，日本国内确实修订了自己的第一部宪法，但是这一部宪法更多的是依照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成文宪法。
当时的日本学者确实对这三者民主的宪法颇有感悟，日本国务大臣的伊藤博文的激烈反对。认为在实际政治生活当中，日本应该效仿普鲁士的宪法思想，而非一味的追求完善。伊藤博文曾说，青年书生读西洋书籍以及理论为万古不移之定论，乃浅薄之论，不过是凭空创造。
后伊藤博文在1882年赴欧洲考察普鲁士的宪政成就。日本国内的民主运动也进一步曲折发展。明治政府所要达到的君民共主，出现了执行和发展上的偏差，民主运动声浪越来越高，引起了政府和伊藤博文的警惕。对于普鲁士的道路，明治政府就显得更为迫切的学习和引进，主张将日本国内民众的个人主体性进行消解，民众参政和选举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呈现了一种悖论。通过普鲁士的模式，天皇统治最终得以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