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所谓“伴君如伴虎”，皇帝身边地位显赫的大臣，看似风光无限大权在握，然而他的生死却都是皇帝一句话的事，无论官位多高，皇帝可以随时灭了这些位高权重的大员。在唐代贞观后期有一位宰相刘洎，他被誉为魏征之后的大唐头号谏臣，因其直言敢谏深受唐太宗的器重。在唐太宗征辽之时，还令刘洎辅佐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然而这位深受唐太宗信任，且在政治上极有作为的宰相，却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归来之后，突然被唐太宗赐死，草草地结束了他显赫又悲剧的一生。关于刘洎的死因，史书上记载的也颇为“诡异”，在史学界上留下了很多质疑与争论，而且他的死似乎还与唐代宫闱秘事有关。那么刘洎到底因何而死呢？那一段宫闱秘事又是何种面目？
历史“诡异”记载，一句诬告要了刘洎的命
唐太宗征辽之前，令太子李治在定州监国，又让刘洎、马周等人辅助。然而太宗回来之后，《旧唐书》记载遂良诬奏之曰：“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意思是诸遂良在太宗面前诬告刘洎，说在太宗患病之时，刘洎与其他太子的老师，欲效仿伊、霍图谋不轨。刘洎急忙拉来马周证明清白，而诸遂良硬要污蔑刘洎，最后刘洎被唐太宗赐死。但这段记载很“诡异”，堂堂宰相被人诬告之后，唐太宗对此没有进行调查，就将刘洎赐死，众史臣都对刘洎反感到悲哀，但又不替刘洎翻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表示怀疑，说是因为主修贞观实录的许敬宗厌恶诸遂良，所以故意“黑”他害死了刘洎。然而司马光的说法，又站不住脚，因为刘洎被赐死发生在贞观十九年，而许敬宗篡改实录是在贞观十七年，时间上根本不合理。那么唐太宗杀刘洎，诸遂良的诬告只是“导火索，”这背后定有深层原因。
刘洎的性格缺陷问题
史料记载刘洎是个疏峻敢言的大臣，在朝中敢讲真话实话。唐太宗也很享受和大臣共商国事，时常互相辩论，刘洎都是直截了当地指处唐太宗的错误，在一些场合中，总是让唐太宗“下不了台”。另外刘洎还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还曾经大胆登上御座，接受唐太宗的赐字，其他大臣纷纷指责刘洎大逆不道，而太宗不以为然未治刘洎的罪。这种君臣关系看似十分融洽，但并不代表太宗真的喜欢这个行为，毕竟君臣之间有各自的礼仪，刘洎的不拘小节，定会在日后被“放大”提出来。贞观初期太宗的统治地位还不太稳，这时候他喜欢直谏之臣，并从谏如流，也因此成为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开明之君。不过随着统治时间的增长，与统治地位的稳固，太宗逐渐对谏臣冷落，大唐第一谏臣魏征的墓碑都被其毁掉，足以证明太宗的心理变化。作为谏官的刘洎，并未察觉到太宗对纳谏态度的变化，不注意调整自己的上奏方式，当然会引起唐太宗的厌恶。
唐太宗晚年对大臣的猜忌
自古“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唐太宗对待大臣的方式，也脱不开这个“圈”。早年的太宗从谏如流，但到了晚年，却对大臣们十分猜忌，对于一些功劳甚大的大臣，虽然未犯什么大错，太宗也会口头警告他们，要老实点别“搞事”。机灵的大臣们，会洞察到皇帝的猜忌，从而节制自身，而有一些“神经大条”的大臣，则会因为自己的迟钝付出生命，很明显刘洎就属于这种人。与其说刘洎死于诸遂良的诬陷，倒不如说他死于太宗的猜忌，即使没有诬陷，刘洎也会迟早被杀，他敢言又不慎言的性格，已经注定了自己的悲惨结局。长孙无忌是太宗颇为信任的大臣，他不仅是皇亲国戚，还是唐太宗的左膀右臂，但《资治通鉴》记载：“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唐太宗将上奏长孙无忌权势过重的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长孙无忌吓得急忙逊位。一方面能看出长孙无忌为人谨慎，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太宗，对大臣猜忌的威慑力。
再诸如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李靖，晚年因为担忧受到太宗的猜忌也主动逊位。名相房玄龄，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主动辞职，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巨大功劳的尉迟敬德，晚年也成为太宗的怀疑对象，最终“识趣”地卸甲归乡养老。可见太宗这是“无差别”猜忌，哪一位大臣都不能幸免。在贞观年间，害怕自己权势过重，引起皇帝猜忌从而辞职的大功臣并不罕见，这说明晚年的唐太宗性格变化十分之大。刘洎敢言不拘小节的性格，仅仅是自己悲剧命运的铺垫，而太宗晚年的强大猜忌心，则是刘洎被杀的“催化剂”。
刘洎之死与李治的未来
年事持续增高的唐太宗，开始考虑太子李治继位的问题，他为了李治继位后的安稳考虑，评估周围大臣对李治的潜在威胁。李治性格羸弱，本不是太子最佳人选，但前太子李承乾作乱失败后之后，太宗为了保护魏王与李承乾，被迫立了懦弱的李治为太子。将皇位托付给这样的人，太宗心中也是十分担忧，他一直苦恼没有优秀可靠的大臣，去辅佐李治，而且换了新皇帝，肯继续尽忠出力的老臣又少之又少，立李治为太子后，太宗的这种担忧越来越强烈。《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十八年太宗征辽，临行前让李治与众大臣在定州监国，叮嘱李治说：“今留汝镇守，辅以俊贤，欲使天下识汝风采。” 目的是为了锻炼李治的能力，让天下人识太子的风采，好让李治树立威信。辅佐李治监国的大臣，有刘洎、马周、高士廉等人，太宗是为了让这三个经验丰富的大臣，来培养李治处理国事的能力。
诸遂良诬告刘洎，行“伊霍”之事，这只是刘洎明面上的罪名，在太宗病重之时，诸遂良却在暗示太宗，刘洎与李治不同心，万一太宗死去，刘洎会成为一个危险份子。这一点正中太宗的疑虑，因而他要下定决心，为李治除去刘洎。刘洎为何与李治不同心？这是原因的。李承乾作乱失败后，关于新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刘洎当时是全力支持魏王争夺储君大位，而最后晋王李治却成为皇位继承人。在刘洎辅佐李治监国，在太宗出发前，曾对太宗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这句不把李治放在眼里的话，当即引起了太宗的不快，旋即遭到了太宗的批评，警告他收敛自己的行为。这句话对太宗影响很大，在其病重之时，自然而然会将刘洎，当成李治的劲敌。太宗对与李治素不同心的刘洎十分敏感，所以诸遂良诬告之时，太宗为了国家安全考虑，顺水推舟地立即赐死了刘洎。
刘洎监察不利导致太宗“戴绿帽”
此外刘洎的死，还涉及到一件宫闱秘事。那就是李治与太宗后宫的嫔妃厮混在了一起，这其中就包括武才人。这件事肯定不能公布于众，太宗与诸遂良等大臣对此都是心照不宣，所以刘洎在引马周来证清白的时候，马周见牵涉到后宫，就缄默不语了。太宗当时虽然有所察觉，但还不知道具体对象，《旧唐书》记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太宗怒之......”刘洎在此时要奏报密事，宪司不与恐怕也不是自作主张，而太宗本来可以知晓真相，但最后失败所以震怒。但在这件事情上，刘洎有监察的责任，他因为监察不力，出了这种丑事，自然要以死谢罪了。那么李治与武则天到底有没有染？我们需要考证一下。
第一显庆元年刘洎之子为父翻案，在这时诸遂良已经倒台，但最后也未能获得成功。因为当时的武则天已经成为皇后，很可能是李治与武则天两位当事人，知晓刘洎之死的真相，纵是有心为刘洎平反，但也要考虑自己的名声问题了。三十年后刘洎终于洗脱冤名，《旧唐书》记载：“武则天临朝，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谮而死，诏令复其官爵。”刘洎之子，在武则天临朝之后，再次为父翻案成功，此时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往事如烟武则天还记着当时刘洎的恩惠，此前碍于太宗的面子，没有给刘洎平反，在自己临朝之后，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因为皇位都敢夺，还怕什么宫闱秘事呢？这两次一败一胜的申诉，也证明了武则天与李治，在贞观年间已经有染，刘洎也是因为监察不利，受到了太宗的惩罚。
尾声
刘洎的死是由于多种因素促成，一方面他敢言敢谏不拘小节，另一方面唐太宗对大臣的猜忌心越来越重，这两个背景特点，在性格羸弱的李治，成为太子后更加凸显了出来。唐太宗对与李治不同心的大臣，举动非常敏感，前有刘洎不把李治放在眼里的言语，后有诸遂良的诬告，再加上他监察不利，导致出现了太宗，被亲儿子“戴绿帽”的丑事出现，刘洎就是有九颗头，也不够砍的。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旧唐书》，《武则天与刘洎之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