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陶渊明针对当时文坛彩丽竞繁的玄言诗风,文人创作“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雕琢富丽文风,提出了朴素自然的诗文创作主张。《读山海经》是诗人阅读《山海经》、《穆天子传》古书后,分咏书中所载奇异事物以记心迹,意在借古讽今。第二首显然是针对当时文风而发,诗人通过赞扬周天子与西王母会饮于瑶池,西王母所作歇谣的词意古朴自然,没有世俗之言那样浮薄,“高酣发新谣,宁效俗中言”,对文坛的浮薄之风予以否定。

黄文焕的《陶诗析义》敏感地提出了“结句独日”宁效俗中言。写出作家的心灵和爱憎,写人则有性格,写情真切素朴,写景有生气,诗文创作要“别开枝节”,不随俗、不苟同,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风格,都要与当时文坛的不良倾向背道而驰,表现了陶渊明从体裁、题材到表现手法、艺术风格进行全面探索的宏愿。这不单单是他别开生面地把田园山水、田园生活引进诗坛的解说,也是“质而实绮,癌而实腴(苏轼:《与苏辙书》)这种质朴中寓华美、平淡中含丰满风格的自赞,更重要的是针对文坛绮靡之风的战斗宣言。

联系诗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所记,通过赞扬盖嘉音乐美的见解而自赞的“亲近自然”的艺术观,同样是他朴素自然创作观的体现。其次,陶渊明主张有自身态度地写现实,既服务于现实斗争,又要即给明天,给后代以启迪。鉴于晋代文人往往死于非命的事实和文坛风险,对当时的每个作家都有精神威胁,这影响了一代诗风。

陶渊明也不例外,时时有精神压力。然而,通检陶集,无论他的咏怀诗、哲理诗,还是田园诗,都在抒写现实中有自身的态度。且不说《述酒》、《拟古九首》和《赠羊长史》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就是以写乡居田园景物的诗篇,也无不见其鲜明的态度,只是要读者精细理会才可获取而已。诗人晚年的《有会而作》,饱写了他一生的饥寒交困和坚持“固穷节”的人生态度时,尤为突出他的创作主张,其序云:“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的创作主张,指明了写现实的客况和态度,是留给后世以说教后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