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翻阅一本上海市宝山区文物图册,偶然发现一座以前未曾留意到的文物,即圆瑛大师纪念塔,现存放于丰宝路350号金皇讲寺内,也是宝山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点。该纪念塔的身世迅速引起了我的兴趣,书中如此记述:

“原位于真大路352弄8号(378号东侧约5米)。为纪念创设上海佛教公墓的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圆瑛法师,在其1953年圆寂后,由赵朴初等提议,中国佛教协会在大场佛教公墓建立了圆瑛法师纪念塔。虚云老和尚、应慈法师、能海上师撰写塔铭,大师的弟子明旸法师撰写略传。‘文革’初期,大场佛教公墓遭受破坏,后被工厂占用,大师纪念塔也被砌在围墙中。2008年8月,原工厂进行改造,围墙拆除之后,纪念塔得以重见天日。2008年9月27日下午,宝山区文保所工作人员专程对纪念塔进行了拍照、记录。此后,纪念塔辗转多地保存,并于2010年底迁至金皇讲寺永久供奉。”

1956年在上海佛教公墓建立的圆瑛大师指发塔。(刊《圆瑛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

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关键信息:一、纪念塔最初是在宝山大场佛教公墓被建立的。二、大场佛教公墓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原址变为工厂,纪念塔也被封存于工厂的水泥围墙之中,与世隔绝。三、直到2008年,工厂改造拆除围墙,在黑暗中涅槃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纪念塔才又重见天日。四、纪念塔在2010年被请入金皇讲寺保存供奉。

日本人拍摄的上海佛教公墓旧影。上海佛教公墓为圆瑛大师等人创办,原址位于宝山区大场镇真大路,“文革”期间被毁。

圆瑛大师纪念塔2008年被发现时嵌于水泥围墙中。

幸存的大师纪念塔

了解上述信息后,我迫不及待地挑了一个周末前往金皇讲寺一探究竟。

金皇讲寺原名“金皇庙”,是大场镇葑村村的一座小庙,供当地信教群众来此烧香祈福。2010年,葑村村村委会才对金皇庙的破旧房屋进行修缮,次年,宝山区佛教协会在此筹办佛教活动,委派僧众入住,正式对外开放时更名为“金皇讲寺”,劈为文殊菩萨道场,主要供奉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金身,弘扬文殊智慧法门。

金皇讲寺。秦斯棠摄

不过即使在宝山区来说,金皇讲寺也算不上有名,比如相较罗店镇的宝山寺,规模就要小很多。据说金皇讲寺的现任住持净德法师就来自宝山寺,此前曾任圆瑛大师一手创建的圆明讲堂监院,讲经说法十余年。

我到的时候已经临近午饭时间,仍有三三两两的香客进寺祈福。寺庙的院子不大,一眼可以望到尽头,有座厂房宿舍模样的小楼仍在改建中。

进入大雄宝殿后遇到一位中年义工,我向她询问寺内是否藏有圆瑛大师纪念塔,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点头称是,又马上带我沿着一条小道走到大雄宝殿后侧方的一个工棚前,大师纪念塔这才赫然立于眼前。

义工见我像要仔细端详,于是先行告辞,留我一人矗立塔前。大师纪念塔上覆盖着一件金黄绸衣,宛如身披袈裟,法相庄严。塔身第三级正前方一面露出“圆瑛大师纪念塔”七个楷书大字。大师纪念塔历经厄运,嵌于水泥墙中长达近半个世纪,加上自然侵蚀,塔身已经毁损严重,故而用绸衣遮体。

安放于简陋工棚下的圆瑛大师纪念塔。秦斯棠摄

此塔是一座八面形的指发塔(大师的肉身圆寂于宁波天童寺),系水泥浇铸而成,高约2.5米,底座为莲花座,共分三级。首级为已残的塔顶,第二级正面原本是镶嵌的圆瑛法师德相彩色瓷照,现只剩相框周围一圈残存的瓷片。第二级其余七面都是应慈、能海、虚云等高僧大德所题佛偈,多半也已损毁,只剩下若干字句依稀可辨,如应慈大师云:“自幼同参最上乘,学禅学佛□□伦。诗吟一吼千江月,道重三求六度门。席主诸方绍佛种,经宣寰海记师恩。而今纪念留尘刹,处处圆明妙道存。”

圆瑛大师纪念塔正面。秦斯棠摄

大师纪念塔的第三级除了“圆瑛大师纪念塔”外,其余平面的塔铭刻有一篇《圆公师尊略传》,作者是大师的弟子明旸法师。该传简要叙述了圆瑛大师弘法济世的一生。

明旸法师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最后一面。秦斯棠摄

圆瑛大师生于1878年,俗姓吴,福建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人。大师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成人。17岁时顿觉人生如梦,萌生出家之念,后为叔父所阻。18岁时,大师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决心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21岁时,大师发心参访诸方名刹,先后在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参禅修习,从此慧业精进、大彻大悟。大师30岁时奉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之命,出国参访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请回释尊舍利和玉佛。

圆瑛大师五面法相。

1907年,大师32岁,在福州涌泉寺首次开讲《护法论》。1914年,大师首次在宁波天童寺讲《楞严经》,经过8年辩义,共讲此经13次,被誉为“楞严独步”,又称“楞严座主”。

除了自身获得极高修为外,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现代化组织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界的团结,提倡建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共担任过七届主席或理事长。1949年后,圆瑛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圆明讲堂与抗日救国

圆瑛大师的早年行迹主要发生在福州和宁波,晚年时却在上海留下了可以流芳百世的故事,最好的见证就是大师创建的圆明讲堂。

圆明讲堂至今仍然藏身于静安区延安西路一隅,在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的闹市区,圆明讲堂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假如不是特别留意,很容易在行色匆匆中忽视这座重要的建筑。

圆明讲堂正门。

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全国142处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名单。圆明讲堂的重要性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全上海仅有五家寺院入选,圆明讲堂就是其中之一,剩下四家分别是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和沉香阁。但圆明讲堂的知名度显然弗如其余几家。

圆明讲堂正式创立于1934年秋,讲堂初创时,除前面一幢楼为佛殿,供奉西方三圣像外,后面一排是平房。此地原为浙江南浔富商顾联承的私人花园,顾联承和顾夫人邢景贤两居士把祖传家产捐献出来,用以建造殿屋房舍,供养圆瑛大师。关于道场名称的由来,圆瑛大师如是说:

“圆明是佛说《严楞经》中的最高原理,‘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前诸菩萨,令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所以圆是‘圆遍十方’,明是‘明澈法界’。那就起名叫圆明讲堂吧!再说,我的法名有一个‘圆’字,而我的明字辈弟子法名有个‘明’字,这里是我们两代相承的弘法道场,法雨普施,同登觉路,共入圆明。”

在圆瑛大师明字辈的弟子中,最能继承师傅衣钵的当属同为福建老乡的明暘法师,甚至可以说,圆瑛大师圆寂之后,圆明讲堂就是在明暘法师的主持下,能够经历“文革”破坏后浴火重生,延续佛门香火,恢复盛景。

大师(左)和弟子明暘法师在一起。

讲堂创立后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大师正值花甲之年,毅然挺身而出,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并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兵难民,还把圆明讲堂变为上海难民第九收容所,收容无辜的难民和伤兵。随后因为经费困难,大师又带着明暘法师两次前往南洋诸国吁请当地华侨伸出援手,筹款救国。

不料大师的所作所为激怒了日本侵略者,1939年10月19日,大师和明暘法师弟子二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次日《申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记载了当时大师在讲堂内被捕的情形:

“昨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突有日方便衣人员六七人及翻译华人一名,乘坐五四三七号汽车一辆,至大西路忆定盘路东华界门牌四四三号公共租界门牌D字五十号中国佛教总会会长圆瑛法师所设之讲经堂门首,戛然而止,车上日人,即纷纷连袂入内,将正在讲经之圆瑛法师及另一僧人挟至门外,时日方已另派一五一四号汽车一辆跟踪而来,日人等乃将圆瑛等一并推入该车,疾驰而去。”

1939年新闻界关于圆瑛、明旸法师被日寇拘捕时的报道。

当时报道中的大西路和忆定盘路分别对应着今天的延安西路、江苏路。大师被捕后的情况,据明暘法师后来撰文说:

“在日本宪兵司令部,先师受到严刑拷打。日本宪兵队用手枪指着他的胸膛说:‘你怕不怕死?’企图迫使先师承认‘抗日救国有罪’。牢房里过了一夜,次晨又将我师徒二人押上军车,解往南京日本宪兵总司令部。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气氛非常紧张,而师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夜阑人静,万籁俱寂时刻,日本宪兵就对先师进行严刑审讯,态度野蛮。师几濒于危,仍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先师虽身系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审讯外,见缝插针,连续打了三个‘净七’(注:净土宗的修行方式,指在七日内专心参究或专心持名),并绝食,以此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日本人囚禁圆瑛师徒长达一月之久后,终于将他们无罪释放,此后又多次到讲堂诱请大师担任“中日佛教会长”的职位,都被大师严词拒绝,直到抗战胜利。

革新与守旧

大师晚年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在圆明讲堂中度过。1953年6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大师因病请假,没有出席会议,不过还是被众人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这一结果足以表明当时大师在全国佛教界的声望和地位。三个月后,大师撒手西归,圆寂于宁波天童寺。

1952年秋,大师(前坐者)在北京中南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和赵朴初居士(右立者)及明旸法师(左立者)合影。

作为中国现代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提起圆瑛大师,就无法不想到另外一位更有名的高僧——太虚大师。他们二人总是被视为守旧派和维新派的代表,出现在后人的叙述中,仿佛圆瑛就是一个顽固的因循守旧之辈。但实际上,二人的佛教改革理念并非驴唇马嘴、水火不容,而是存在颇多相融相通之处,这一点学界已有大量辨析,相比太虚的激进革命主张,圆瑛的做法只不过更加务实稳健,更容易为传统僧人接受。

以僧才教育为例,当传统培养僧人方式不再适应当代佛教发展需要时,圆瑛大师便提出借鉴近代教育模式,开创宗教教育机构,对僧人进行系统教育,对信众进行规范的佛教知识普及。他一生中依托著名寺庙,先后创办了多所佛教教育机构,培养出大量符合时代要求的佛门弟子。

大师的另一位弟子明哲曾回忆过师父的教学方式:“在教育方法上,他一贯主张解行并进,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先师住持宁波天童寺道场时,就是这样做的。冬天进禅堂坐禅习定,农忙时参加劳动生产,夏天则开讲《楞严经》。住持上海圆明讲堂时,他创办了楞严专宗学院,对学僧解行并进的要求更为严格。首先注重僧仪,在功课法乐唱念上,要达到高的水平;其次更注重精研教理。他教导学僧们既要专听,又要善记;既要会讲,还要实行。”

自从二十岁以来,圆瑛大师每隔十年都要写一首口占诗,他的《七十口占》已臻于化境:“行年七十老头陀,满眼风光会也么?万法皆空忘物我,寸丝不挂泯机梭。穿衣吃饭西来意,瞬目扬眉一笑过。任运随缘消岁月,了然无佛亦无魔。”

圆瑛大师一生禅净双修,利益众生、绍隆佛种,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昔日多见福建古田、浙江宁波两地对大师颇多纪念,唯独沪上缺席,大师纪念塔和圆明讲堂两处遗迹同样寂寞无闻,故心生感念,作此文,以彰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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