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独以“仁”谥之
中国古代皇帝一般都有谥号，这是从周公开始规定的，周朝就有文王、武王，作为对人君和士大夫品行的褒贬。人虽然死了，名声却流传于后世。德高三皇、功盖五帝的秦始皇不乐意了，他本来就是自称皇帝，不行周王的制度，干脆废了“谥法”，不准臣子议论至尊。此后，历代王朝皇帝一般都会按照生前的所作所为定一个谥号，比如汉高祖刘邦开创汉家天下，被谥为高。隋炀帝暴虐荒淫、穷兵黩武，被谥为炀。
宋朝有一位皇帝，有一个独特的谥号——“仁”。他就是宋仁宗赵祯。这是独一无二，从他开始的。邵伯温：“呜呼！虽酒酣、嫔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圣帝明王以来，天独以仁谥之也。”后来西夏仁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朝嘉庆皇帝谥号仁宗，都是效仿他的，但这些皇帝都不及宋仁宗的“仁”。苏轼《宸奎阁碑》：“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尝广度僧尼，崇侈寺庙。干戈斧质，未尝有所私贷。而升遐之日，天下归仁焉。此所谓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宋仁宗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仁”的呢？
二、天下归仁
首先，皇宫中的仁。古代皇帝一人居住在皇宫中，称为禁城或者紫禁城，现在明清时期的紫禁城还在。皇帝统治的一整套机构，不仅有外廷，包括臣子，主要处理政务。还有内廷，包括庞大的后妃群，以及执洒扫之务的宦官，主要处理皇帝的生活事务。皇帝作为万乘之尊，对身边的奴仆宫女都是生杀予夺，恣意而行的。但唯独宋仁宗是个例外，他宽仁爱人，对身边的人“平等”看待，唯恐对他们有什么伤害。
从以下这些小事中就可以看出来。宋仁宗有一次用御膳，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赶紧吐出来，嘱咐宫女：“千万别声张我吃到沙子，这可是死罪啊。”
又有一次在御花园散步，只见他频频回顾身后，匆匆赶回宫里对宫女说：“好渴，快帮我端水来喝。”宫女奇怪地问：“陛下为何不在外面喝水，而忍渴这么久呢？”仁宗边喝边回答说：“我回头找了多次，没见掌管茶水的当值侍吏，又不便询问，因为我要一问，侍吏必然受到责罚，故忍渴而归。”一个皇帝能够这样体贴身边的奴婢，在古代实属罕见。
其次，是对臣民百姓的“仁”。皇帝高高在上，逆言难犯。但宋仁宗却能耐心听从别人的进谏，即使被冒犯了也不计较。
嘉佑六年（1057年），少年苏辙参加制举科殿试，在试卷里公然指责宋仁宗耽于酒色，不理朝政。这样直指当今皇帝，考官们要对苏辙惩罚。这时，宋仁宗却发话了：“朕设立科举，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只是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予功名。”最终，苏辙与兄长苏轼同登制举科。宋仁宗甚至还为兄弟俩的策论断言：“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
还有一次，铁面御史包拯为了劝谏仁宗，把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了。原来三司使张尧佐凭借张贵妃的伯父的身份为官，但平庸无能，包拯联合其他谏官要求罢免他。仁宗后退一步，免去张尧佐的朝中职务，放外去当节度使。谁料包拯更加不肯，高声叫嚷，以致把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了。张尧佐外放的事只得作罢。憋了一肚子怨气的宋仁宗回宫，他对张贵妃叫道:“你只知道要宣徽使、宣徽使！你哪里知道，现在是包拯当御史呢！”
四川一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在作诗者看来这本来没什么深意，前人也已经道过，李太白有诗句：“剗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杜子美有诗句：“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可是当时的统治者却小题大做，认为这是要在四川割据造反。成都太守赶紧将他缚送京城，宋仁宗却道：“这老秀才是急于要做官却始终当不上，这才写诗泄泄愤而已，怎能治罪呢？不如干脆给他个官做做。”就授其为司户参军。要是在别的朝代，比如大兴文字狱的清朝，又不知多少人要掉脑袋。
宋仁宗一朝，没有“文字狱”，相反，他还非常痛恨“深文周纳”，即罗织材料，陷人罪行的行为。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人入罪者，终身不复进用。”后来苏轼因为文字入狱，险些被杀，历史上称为“乌台诗案”，这要是在宋仁宗时代就不会发生吧？
并且，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对于百姓也一视同仁。饥荒年间，总会发生一些盗米和伤主事件，仁宗道：“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虽然，无知迫于食不足耳。”饥民的死罪统统免除。
对外关系上。宋仁宗不愿跟周边的国家发生冲突，极力避免冲突，这是为生灵百姓着想。当时，宋朝四邻最强大就是西夏和辽国了。
赵祯在位期间最主要的军事冲突在于西夏。西夏本是宋朝的臣子，李元昊称帝脱离宋朝统治，引发了宋夏战争。三次大战，宋军皆先胜后败。宋方与夏方订立和约：夏向宋称臣，宋每年“赐”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并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庆历和议”。
乘宋、夏战事紧张之际，契丹在后方乘火打劫。辽国以宋修边防与攻夏为借口，一面派重兵进驻南京（辽的南京，即现在的北京），作出攻宋的态势。一面于次年派使节赴宋廷，索取被后周世宗攻占的关南十县。赵祯派大臣富弼与辽国进行谈判，富弼言词强硬，博征旁引，打破辽国索要后周时夺取的三关之地的企图。但为了避免两国之间战争发生，赵祯最终决定以每年增加岁币（银、绢各十万匹、两）为代价，维持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史称“重熙增币”。
宋仁宗驾崩之时，远近哀思，就连敌国君主也痛哭流涕，一掬眼泪。宋朝“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后山谈丛》卷3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仁宗崩，天下丧之如亲，余时为童，与同僚聚哭，不自知其哀也。仁宗既疾，京师小儿会阙下，然首臂以祈福，日数百人，有司不能禁。将葬，无老幼男女，哭哀以过丧。”
而当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敌国君主辽道宗耶律洪基听到宋仁宗的死讯也非常感恸，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一个皇帝的死令天下臣民感动是正常的，而令敌国君主感恸就属于难能可贵了。宋仁宗的“仁”是当之无愧的。元人所修《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范祖禹称赞：“臣掌国史，伏睹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盛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听谏。仁宗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
三、宽仁少断，妇人之仁
但同时也要看到，宋仁宗所谓“仁”的消极一面。宋仁宗的“仁”，有属于因循守弊的一方面。在保持祖宗家法的借口下，凡事苟且，诸事废弛，不肯触及政权本身进行大的变革。罗从彦说：“仁宗承平之久，纪纲不振，盖因循积习之弊耳。”
正是在宋仁宗时期，“冗政”现象严重，“冗官”“冗兵”“冗费”急遽增加。“三冗”导致宋廷入不敷出，为了维持庞大的开支，这些费用都从小民身上榨取，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据庆历时任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张方平说：“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西夏、契丹也在这个时期坐强，而宋仁宗只想花钱买和平，消弭祸端。所以王安石才认为本朝百年虽然没事，看似和平，但纯粹是天幸，一旦有事就完蛋，提出变法的主张。
因此，谏臣蔡襄曾说他“宽仁少断”。明代谢肇淛认为宋仁宗的“仁”不足道：“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虽恭俭，而治乱相半，不足道也……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杂并进，河北西夏，日寻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近代学者蔡东藩更是称他为“妇人之仁”，《宋史演义》：“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仁宗以仁称，吾谓乃妇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