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流行着一种叫做质子外交的外交模式。就是两国在达成盟约后，为了防止对方变卦，或者说向对方表明自己一定会遵守约定，往往会给对方送去人质，以互相取信。而这个人质的人选需要有着很大的价值，所以往往会是国君的儿子。
其最初始于春秋时代，流行与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的史书中，咱们经常可以看到比如“某太子质于某国”、“某国使太子为质”、“太子从某国归”等类似的字句。
比如秦始皇嬴政的父亲，秦庄襄王子楚，当初就是以质子的身份待在赵国。最后在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重返秦国，继承王位。
而到汉朝，国家一统，质子外交基本形成一种制度，其实质是中央王朝向与之建立藩属关系的少数民族索取人质，双方是一种宗主国与附属的关系。“质子”又称为“侍子”，大多以民族首领或部落酋长的儿子或兄弟、王室成员或权贵充当。两汉时期，“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十分普遍，质子制度就成为两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制度。
当然，质子来到长安，除了当人质以外，还有着学习汉朝先进制度文化的目的。所以这个时期的质子更像是留学生。
当然，汉朝政府也彰显大国风范，对这些质子有教无类，补给给予最好的教学条件，甚至还配以官职。
当然，质子制度不仅仅体现在外交上，也体现在对内的一个国家治理上。比如在唐朝，藩镇割据严重，唐朝中央政府为了防止藩镇作乱，往往会征召各藩镇节度使的兄弟子侄入京为质子。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
吴三桂当初就藩云南，其儿子吴应熊却留在京城，应该就是和唐朝的藩镇质子一样，充当一个人质的角色。
而且这不是吴三桂想不想留的问题，而是非留不可。毕竟当时吴三桂的身份比较特殊，他虽然归顺了清朝，但他一来是明朝旧将，二来是汉臣，虽然宣誓忠于清朝皇帝，愿意为清朝而战，但他们却没有入旗，身份类似单成一部，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单独成一旗，既不属于八旗汉军，也不属于绿营，是事实上的军阀。所以其不可能得到清廷的绝对信任。
甚至于最初的吴三桂和清朝更像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他反对的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甚至于包括张献忠。其对于明朝还是一个奉为主君的的态度，所以他当初打得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而不是给清王朝征伐天下。
也正是因为如此，吴三桂绞死永历帝前，大多数抗清势力，比如李定国、文安之、张苍水等人都对吴三桂抱有期待，他们觉得吴三桂跟已经入了汉旗，无可救药的洪承畴、祖大寿等不一样，还可以挽救，指不定哪天就能反正了。
当然了，这仅仅只是名义上，因为灭掉了李自成后，吴三桂可没对南明小朝廷心软过，就连永历皇帝都被他从缅甸给抓了回来，并处以了极刑。
这说明吴三桂已经完完全全投靠了清朝。
但这些并不足以让清朝完全的信任吴三桂，而且甚至对其更加忌惮。因为在平定南明之后，清朝已经坐稳了天下，重兵在握的吴三桂不再是助力，而是威胁。
当时获封平西王，永镇云南，兼辖贵州，而且自主权极大，西南的军政大权他一人独掌，几乎不受朝廷的节制。
“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
这样的吴三桂俨然就是一个土皇帝。
而且作为一个降将、一个汉臣，他可以背叛明朝、背叛李自成、自然也就可以背叛清朝。对此，清朝不得不防。
于是，在多尔衮的操作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被留在了京城，作为人质，以要挟吴三桂，使其投鼠忌器。
当然了，多尔衮的面子功夫还是做得很好的。他亲自做媒，将皇太极的女儿和硕公主下嫁吴三桂儿子吴应熊，封他为"和硕额驸"，还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
对于这些，吴三桂心里也很明白，虽然知道儿子是当人质，但他却不能反对。因为他如果反对，那就证明其有异心，估计届时就会面临八旗军的围剿了。所以，这一点无论是清廷还是吴三桂都心知肚明，双方表面一团和气，私下里各自想些什么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事实上，不仅仅是平西王吴三桂，当时的三藩都是这个待遇。比如平南王尚可喜的儿子第七个尚之隆，就和吴应熊一样娶了公主当了附马爷，并官至领侍卫内大臣。靖南王耿继茂最厉害，他的三个儿子都在京城当了驸马爷。
当然，这些并没有让清朝彻底的控制住三藩，他们还是反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初吴三桂造反之前，曾秘密派人去京城接过儿子，结果吴应熊不肯回昆明，使者只能带走了长孙吴世璠，后来吴三桂去世，便是有他继承的吴周皇位。而不肯离京的吴应熊最终被康熙所诛杀。政治是一场交易，在这个交易市场里面，友情、爱情以及亲情都是可以交换的，有交易就有赚有亏，秦始皇由质子到皇帝，可以说是血赚，而吴应熊么，只能说是血亏到底了。
当然，这里吴应熊或许不是不肯走，而是他根本就走不了。因为他若离开，便是在告诉清朝，吴三桂即将造反，这无疑会影响吴三桂的计划。而吴应熊如果留在京城，却是对吴三桂助力颇多，一来可以稳住朝廷，二来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份收集情报，结交重臣，充当一个内应的角色。
所以，或许从吴三桂决定造反那一天起，吴应熊就是那颗被舍弃的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