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吐蕃与唐朝争夺西域、河湟等地前后约百年。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驻守唐朝西北边境的部队大批调往内地用于平叛,导致“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
马匹和牧场的损失对唐朝武力的影响尤为巨大。在以骑兵占据优势地位的冷兵器时代,战马的储备是武力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
唐朝既已无马可用,在面对强敌入侵之时,难免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而吐蕃则乘势进逼,侵占沿边地区,烧杀掳掠,并几度骚扰唐都长安,对唐政权的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终代宗一朝,吐蕃一直为患,成为朝廷难以去除的心头之痛。
代宗继位的宝应元年十月,朝廷的主要兵力由雍王率领赴洛阳与史朝义进行战略决战。在横水之战获胜后,史朝义逃往冀州,朝廷大军则继续收复河北诸州,至广德元年初,史朝义被杀,河北基本平定。吐蕃乘朝廷与安史叛军决战之机,于宝应元年攻陷临、洮、秦成、渭等州。
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大寇河、陇,陷我秦、成、渭三州,入大震关,陷兰、廓、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同年冬,吐蕃军队更是前所未有的攻入长安城,代宗被迫逃至陕州,可谓仓皇失措,颜面丢尽。
值此危机之际,各地藩镇却都拥兵观望,只有宦官鱼朝恩统帅的神策军随从护驾,博得了代宗的信任。正是由于陕州救驾的特殊贡献,神策军方才逐渐成为影响唐后期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然而更令代宗感受到威胁的就是吐蕃人在占领长安后拥立故邠王守礼之孙——广武王承宏为帝,并且改元、设置百官,颇有取代宗而代之之意。由于唐朝的武力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消耗极大,一时难以独力抗衡乘虚而入的外敌,于是唐朝联合回纥共同对付吐蕃。
早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肃宗主动派使节往回纥,与之和亲,“以修好征兵”。肃宗的诚意换来了回纥的支持。代宗时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回纥可汗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代宗率部与回纥“东收京师,约曰:‘土地、人众归我,玉帛、子女予回纥。’”
可见在兵力不足的窘境之下,代宗为了避免使长安遭受回纥的劫掠,曾不得不向回纥卑躬屈膝。通过两国君主、储君间的高层互动,唐朝与回纥建立了盟友关系,这是唐军能够击败安史叛军的关键因素。
回纥在参与平叛之后,多次立下大功,收复两京的重大胜利就有赖于回纥骑兵的所向披。然而到了永泰元年,唐朝大将仆固怀恩因遭代宗的猜忌,联合吐蕃、纥、党项等少数民族势力入侵,直逼长安。
代宗亲自率领禁军屯驻苑内，幸好遇上持续数日的大雨,帮助唐军延缓了吐蕃的进攻,最后又依靠郭子仪采用离间之计,拆散了回纥与吐蕃的脆弱同盟,终于化解了又一次重大危机。
吐蕃的屡次深入侵扰,对唐朝危害甚大,而唐军的主力长期在河北河南等地与叛军作战,分身乏术。直到两河地区的局势基本稳定之后,唐朝方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外敌的入侵。
在遭受到国都被外敌攻破以及仆固怀恩叛乱的沉痛教训之后,代宗迅速着手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在永泰年完成了“于中渭桥鄂丰城以营兵”的战略部署。
为了拱卫京畿地区的外围,唐王朝一方面重新在西北边境驻扎重兵,以郭子仪兼邠宁庆节度使,镇州,又以马璘为泾原节度使,专门防御吐蕃;一方面在吐蕃入侵的秋季从各地藩镇手中征召防秋兵形成了唐后期颇具特色的防秋制度。由于吐蕃正好处于弃松德赞(755—797年在位)统治下的鼎盛时期,相形之下,唐朝则刚开始在安史之乱后的废墟中重建,因此终代宗一朝唐朝在面对吐蕃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一直处于被动的守势。
然而吐蕃带来的威胁远不止于此,郭子仪认为如果轻易让吐蕃深入京畿地区,必然会令“国人大恐,诸道易摇”。果真如此,那么“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摇之众,外畏内惧,将何以安?”正是出于对边防空虚的清醒认识,代宗尽可能地积极加强西北边境的防御力量。自永泰二年以后,吐蕃虽然连年入侵,但实力增强的唐军固守边境,吐蕃已经很难攻入京畿地区。
代宗一朝,长安城共有四次因为吐蕃的入寇而戒严,分别在广德二年、永泰元年、大历二年和大历三年,集中在代宗朝前期。由此可见,在大历以后,唐朝与吐蕃的军事力量逐渐趋于平衡,基本稳固了西北的边防形势,关中的朝廷也暂时摆脱了外敌的威胁。
因此军事力量特别是禁军的重建自然成为唐朝政权重建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课题。对于代宗时期的朝廷来说,还有两个特殊情形存在:各种性质不同的军事势力纷纷出现;皇帝本人未能有效掌握军事力量。
安史之乱爆发前夜唐朝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边境,并形成了西北和东北两大军事集团。而当东北军事集团的领袖安禄山发动叛乱之后,朝廷用于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事集团,由于西北主力中的河西、陇右二军在灵宝决战中遭遇溃败,此后朝廷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朔方军。
由于平叛的需要,原本施行于边境的节度使体制也被广泛应用于内地,在安史之乱中,这些节度使的武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这些军事力量又成为节度使的实力基础,反而成了恢复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大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中唐政权确立过程中,所谓统一军队的编制、收兵权的课题逐渐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也就是如何把分散在各个藩镇手中的军队统一在皇帝之下,由朝廷掌握。
另外朝廷军队的重建与统帅问题,也是代宗所面临的特殊状况。入长安,代宗仓皇逃往陕州避难,唯有宦官鱼恩率领的神策军在陕州护驾。这一局面正是对代宗陷于无兵可用的窘境的最佳说明。
职是之故,当代宗由陕州返回长安之后,神策军随之进入禁中,成为新的禁军。鉴于陕州之难的教训,在代宗的积极扶植下,神策军在大历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当德宗即位之后,派神策军远赴河北、河南等地讨伐藩镇,说明神策军的实力已经大大加强。但在神策军和其他朝廷军队实力增强之后,德宗又面临新的难题那就是统兵将领的跋扈乃至拥兵自重,尤其以李怀光和李晟等人为代表正是出于对统兵将领的猜疑,才使德宗在解除奉天之围后,又被迫逃往梁州。
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流亡之后,德宗决定不再信任这些统兵大将,由于神策军担负着保护皇帝之责,神策军的将领人选更让德宗费心,他的当务之急就是以自己最亲信的人来掌管这支军队。
在重返长安之后,德宗的难题得到解决,神策军开始交给他最为信赖的宦官窦文场等人统领。在另一方面,朝廷又先后收回李晟、马燧等大将的兵权,德宗开始成为朝廷军事力量的有效支配者。
事实证明,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对德宗的最高统治地位形成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德宗收兵权的过程中,他得到了宰相和大臣们的全力支持,而德宗也并不是以军事领导者的身份出现,而是完全从如何组织军事力量着手,即通过宦官统领的强大禁军来约束藩镇将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