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这是"尚气好侠"的司马迁为"侠客"下的定义，在这位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西汉史家笔下，侠客们被分成为了荆轲、鲁仲连一类的"布衣之侠"，战国四公子这样长于养士的"卿相之侠"，他们的名字也许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故事，却构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不可或缺的悲壮底色。
历史顺序而行，当"侠出于墨"的刀光剑影走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汉魏六朝，走过"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的隋末烽烟，进入到海清河晏的大唐帝国，唐人对任侠精神的崇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任侠之风显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烈度：张说的"敦气节，重然诺"，姚崇的"少倜傥，尚气节"，郭元振的"任侠使气，拔去小节"，让我们看到了唐代公卿贵族的任侠精神；"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羡执金吾"，"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让我们看到了长安游侠的慷慨奋扬；王维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弥散于全唐诗中的英雄情结……事实上，在大唐近三百年的帝国时光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已然将任侠精神融入到自己的骨血之中，侠客们重然诺、急公义、赴国难的精神内核更是构成了唐人崇侠慕侠的重要元素。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侠行自古有之，为什么会在唐代得到人们如此推崇？构成唐人任侠精神的内在动因又是什么呢？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淫隐蓬蒿。
——李白《白马篇》
李白的这首《白马篇》，道出了自己对豪侠之士的崇慕，而将这种崇慕变成心雄万夫慨然提剑的侠客行，却源于唐人集体的尚武精神。这个在马背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在近三百年的运行轨迹中，始终征战不断，它与吐蕃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二百多年，而与西域吐谷浑、高昌、焉耆诸小国、与北方契丹、南方南诏等边地政权的冲突，自唐高祖李渊至唐昭宗从来都是摩擦不断。在如此频繁的战事中，唐人的边功意识、尚武精神，自然成为一种集体的社会风尚，他们相信"功名只应马上取"，笃定"纵死犹闻侠骨香"，他们渴望出塞入幕，勇决使气捐躯报国是他们整体的精神样貌，即便不能像岑参、高适那样真正以从军边塞的切身体验写出狂纵壮魄的诗歌，也要将骨子里对侠义精神的崇慕外化于日常的行为举止之中。"拔剑已断天骄臂，归案共饮月支头"，当这股遍及大唐全境的尚武思潮汇聚成气势磅礴的洪流，王昌龄的"握中铜匕首，粉挫楚山铁"我们便不足为奇，而李白的"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也便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说全唐的尚武风尚为任侠精神的风靡提供了前提，那么，唐人对复仇意识的褒扬则为任侠精神的弥散制造了浓烈的氛围。从初唐始，复仇精神便作为一种从远古延袭而来的传统为时人称誉，在唐人的意识里，有仇必报，手刃仇敌，不仅不是暴虐之行，反而是正义之举，因复仇而获刑，不仅会赢得人们的喝采与掌声，更会让朝廷法外开恩，免于死罪，又或不能免死，也要旌其闾墓，以褒孝义。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 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
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 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 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 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这段文字，出自韩愈的《复仇状》。唐宪宗元和六年 (811) ，有富平县人梁悦者为报父仇而杀人，且自束归罪，听凭发落。因此这起复仇案件涉及"王教之端"的"礼"与"法"，而刑官、有司并无明确的律条作为判决依据，一时竟不知所措，再加之此案影响甚大，遂提交朝廷圣裁。当时宪宗曾专为此下诏作廷议之举，而韩愈这篇《复仇状》则从伦理和经传上解释了复仇的合理性，想来应当是这篇献议最后起了作用，杀人者梁悦最终被无罪赦免。而放眼"安史之乱"的中唐晚，刺客、复仇者的增多，既与藩镇割踞局面下各方势力仿效战国时代"养士"的背景有关，更与从大唐建立之初就业已形成的人们对复仇意识的褒扬有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让唐人的任侠精神变得浓烈而绵长。
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
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还家行且猎，弓矢速如飞。地迥鹰犬疾，草深狐兔肥。
腰间悬两绶，转眄生光辉。顾谓今日战，何如随建威。
——崔颢《杂曲歌辞·游侠篇》
唐人任侠精神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由，当然离不开这个帝国的开放与包容。游侠历代均有，但作为剑走偏锋的一群，游侠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也在承受着主流社会的排挤与打压，法家代表韩非子在《五蠹》中曾痛斥游侠"以武犯禁"，将其列入危害社会的五种害虫之一，及至两汉，游侠同样是被打压的对象，西汉成帝时，曾有数百游侠以盗贼之名进被悉数活埋，手段相当残忍，而东汉两为太史令、后任河间相的张衡也在文中记录他剿灭河间游侠以彰其绩。而当历史的脚步踏入唐朝，我们发现，侠文化虽然作为一种野生于民间的文化，难入文化正统，但大唐的开放之姿却让其有了独放的可能，有别于儒释道三教，"侠"的文化内涵中，有离经叛道的不羁与舒张，有义薄云天的豪情与勇决，它不似儒士那样板起说教的面孔正襟危坐，也不像佛道那样远离人间烟火只求清静无为，它生发于社会底层的自带基因注定它的世俗性，而这种散处江湖快意恩仇的特质，又因为唐王朝开放的政策而得以野蛮生长，尽管唐王朝对"侠"的管制仍然存在，但对"侠"的边界与出口却给予了最大的空间，正是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里，唐代游侠们得以信步江湖，仗剑天涯，而作为大唐开放国策的重要表征，边地胡风的导入更为游侠们注入了骠悍刚猛的因子。"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当浩荡的胡风与浩荡的任侠精神实现最深入最酣畅的融合，多元生存背景下的唐人，在儒释道缭绕的香烟之外，已经有了特异于前三者的飘逸灵动的精神之乡。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追溯唐人的侠客情结，缅想唐人的任侠精神，我们的眼前，是刀光舞动的盛世豪情，是剑气纵横的大唐长歌，这个侠风炽盛的时代，只属于唐人，只属于上演了三百家侠义故事的大唐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