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军校归来，领导全换，没了岗位，海战英雄成烫手山芋

2020-12-12新闻16

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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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初，经过两年的学习我从海军学院毕业了。春节前我返回了我的部队和我家所在地——宁波穿山牛轭港。

我回牛轭港之前，有友人打电话给我说：“支队领导班子刚做了调整。支队长张朝忠和政委张明汉都调离支队了，你回来得不是时候。”我回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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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一下子成了个新班子的烫手山芋。

我回到牛轭港是1965年1月初。到家后，给支队干部科打了个电话报告我已回来，接着就开始等待支队分配工作。

此时，我已知梁长福同志担任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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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的支队长，也知道上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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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派来一位新的政委。又听说新政委王国信是位老红军

，曾率团参加过世界青年联欢节，而且到任后还做过这方面的报告。支队成立后，先后两任政委都是红军干部出身。全支队都很欢迎这位老红军来当政委。都反映有老红军领导这支战斗部队，是支六队的福分。

我回到支队得重新安排工作。这当然是给支队领导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难在何处？一难，此时各大队大队长的位置都已满员。二难，因我与现任支队长梁长福同志之间过节较深，我们彼此既有误解，更有互不欣赏，此时他根本不想使用我。从总体上看，这种矛盾暂时无法解决，只有赋闲在家了。

说实话，我学习全优也好，我的大队工作成绩突出也好，此刻都不重要，都不会给领导分配工作有任何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唯一的办法还是沉默和等待。

到1965年2月底，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后，梁长福同志亲自找我谈话了。谈话内容是宣布由3大队大队长马立新同志出任支队参谋长，我任支队副参谋长。

说句实话，单就我与马立新同志个人的友谊而论，谁任正职，不值得我去争个高低，但梁长福与我谈话的方式，我难以接受。他先将马立新的优点摆了一大堆，最后的结论，是因他优于我才出任参谋长，而我不及他才当个副参谋长。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先褒贬一番再谈使用。于是，我郑重其事表态了：“马立新同志任参谋长，我完全支持。将来在他的领导下，保证服从领导。

但我向支队首长表达我个人的心愿，我希望继续出任大队长，不愿意到司令部工作。如果支队没有位置，请求调离支队，去福建前线任护卫艇大队长。”我的意愿表达了，却不曾有任何回应。

上任不到一个月，快艇6支队在霞浦的农场围垦需要支队派领导带队，我趁机向支队打了报告，表示我愿意上工地参加围垦造田劳动。支队长马上批准了，于是我放下工作走上围垦造田的第一线。

说实话，霞浦工地还真不错，领导与战士们一起住工棚，一起劳动，真觉得心情舒畅。我跟战士一样，一根扁担，两只竹筐，说说笑笑，天天在工地劳动。持续到了5月底，支队通知让我参加“四清”工作队去。我在“四清”工作队不过半月，忽然通知又将我调回牛轭港。理由是马立新参谋长在福建战备值班，支队司令部不能长期没人主持工作。

南海舰队“8.6”海战突然打响，这消息不亚于平地一声雷。我虽是一线带兵的出身，毕业后这大半年时间里战斗意识仍很强烈，但比起海军学院刚毕业时，恐怕要缓和了不少。

说实话，打杂这种差事还是很磨人的。若是在打杂的岗位上再磨上两年三年，棱角也差不多该磨平了。

南海“8.6”海战的消息传到我耳朵后，一下子又唤起了我战斗的激情。对于自己不受领导待见，我不在乎，心思还是要放到打仗上去。只要战机与我有缘，领导对我重视与否一切都无所谓。

1965年8月6日夜间，南海舰队护卫艇与鱼雷艇配合，打了场全歼“章江”“剑门”两舰的漂亮仗。此战简称“8.6”海战。“8.6”海战后，海军要在南海舰队召开现场会，要各舰队派人参加会议。1965年8月13日，支队接到舰队通知，舰队指定要我带一名参谋人员去南海参加现场会。

准备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匆匆准备仓促上阵，就这般乘车赶往宁波机场，然后再从宁波转送上海机场，与舰队方晶明副参谋长汇合，再从上海飞往汕头。飞机是海军的安－2型专机，老式螺旋桨飞机。这一路前段无雨，但空气对流很强烈。虽说空中飞行很不稳，甚至有时跳上摔下得很厉害。一多半人都吐了，而我却保持着不呕吐的好纪录。

我们乘坐的专机，中途降落福建省连江县野战机场加油。起飞后，听方副参谋长说，广东的东部地区在下大雨，不能直飞汕头，而是改降兴宁机场。兴宁是个很小的军用机场。在兴宁吃了晚饭，由兴宁乘车赶赴汕头。粤东北地区是山区，道路质量比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要差一个档次。山区不仅弯道多，且坑洼也极多，路况实在差。不管怎么说，经过六、七个小时的颠簸，总算平安到了汕头水警区招待所。

这一路，我在半睡半醒中思考了一个问题。我是个打仗的命，没有战斗，我的生命就该熄火了。这次毕业后，刚被熄火半年，因“8.6”海战又给我加了一瓢油，又开始燃起。虽说不是大火，这小火就是火种嘛，也许又要熊熊燃烧了。我在冥冥之中，似乎又感觉到了眼前战机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