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30年代，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已进入危险的升级状态。清军不断冲击关宁防线，甚至频频突入直隶和山东等地劫掠。西北、华北、西南、华东各地盗贼四起，而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更加剧了地方的混乱。
大明王朝的这种动荡状态，却给了在华耶稣会士以额外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从17世纪20年代第一支清军部队入关，到17世纪70年代 清王朝 征服整个中国大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代更替期，耶稣会的传教却经历了最为稳定的一个阶段，大大扩展了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区域，转化了更多中国人入教。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取得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任，可以入宫举行弥撒，施行省事，得到了比在明王朝时更多的便利甚至扶持。
在葡萄牙冒险家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后， 天主教 的传教士就紧随而来。对于欧洲殖民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传教迅速铺开，这在后来被称之为宗教侵略、文化征服。但在中国、日本，传教士面临的困难就非常多了。他们得不到殖民军队和当局的帮助，语言不通，还因为大明王朝和同期的日本军阀普遍对于域外传教来客的敌视，而陷入困境。
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效仿商人，首先来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与广东地方官方接触，开展对话。在初期，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考察中国南方的地方民俗，扮演安静的旁观者，并全力扩大和巩固社交圈。传教士很快在广东等地树立了博学多识的形象，很多情况下甚至通过传播和展示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技术，来赢得信赖。传教士还展示了当时的世界地图，指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
克服这些困难之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试图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疑虑，减少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抵制，传教士不仅尝试过穿上佛教徒的袈裟，而且更进一步换上了中国本土文人的服装。利玛窦就曾说过，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文人更可能赢得包容和信任，（扮成文人）能从文人的社会声望中受益。这种衣服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准在此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还赢得了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作为支持者甚至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
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通常会选择葡萄牙窃据的澳门作为起点，但他们也很快发现，在明代中国与官民相处并赢得信任，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表现出与澳门有任何瓜葛。日本耶稣会士被驱逐事件发生后，在华传教士变得更加小心，将宗教言论变得进一步中国化，并避免皇帝将天主教与白莲教混为一谈。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
《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是一本杰出的历史作品，这本书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100多年间的传教探索，并分析了传教士为了克服文化差异而探索出的复合型文化适应策略。而通过与汉语、中国思想文化的接触，传教士群体也为之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思想、科学、语言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了丰富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这本书以葡萄牙耶稣会修士保存在澳门的丰富教史资料为一手文献，这些资料包括发生在明清两代相关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耶稣会教士内部就文化适应策略的争议，耶稣会殉难者列传，罗马教廷与耶稣会教士之间以及教士之间的通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教会组织的财产清单等，这些在以往的中文历史文献中记述较少。
清王朝君临华夏大地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统治精英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在随后的1664年，因为传教士建立的教团组织引发了朝廷猜忌，并且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秉持不同传教观念的传教士组织进入中国，招致了中国官民的共同不满，因而导致了清理行动，不在少数的中国本土信徒被处罚甚至斩首。直到1669年， 南怀仁 推出了比清朝官员测算更为精确的历法手册，从而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可，耶稣会传教又因此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书中提到，1667年举行的会议上，传教士确定了几点共识，特别是给妇女教徒主持圣事的授式要很严禁，需要有能力的传教士为儿童讲授教义，以及如何使过去信奉其他宗教的转化者完全放弃原宗教。这之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除云贵川等偏远省份之外的地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扩散，每年吸纳超过一万名的教徒。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主要忠诚于葡萄牙，审慎低调，但因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原属国之间的矛盾在传教士群体中也不断爆发，演化出权力之争，并最终导致传教在中国内地被彻底禁绝。书中叙述了罗马教廷使者来华，与康熙皇帝发生矛盾的事件，指出尽管耶稣会教师努力避免这种矛盾发酵为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然而当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更趋公开化，各地的地方官产生了更多警惕——当雍正皇帝发现，传教士努力结交包括皇室分支成员在内的政治势力时的剧烈冲击便不可避免的到来。#传教士#耶稣会#中国收藏
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效仿商人，首先来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与广东地方官方接触，开展对话。在初期，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考察中国南方的地方民俗，扮演安静的旁观者，并全力扩大和巩固社交圈。传教士很快在广东等地树立了博学多识的形象，很多情况下甚至通过传播和展示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技术，来赢得信赖。传教士还展示了当时的世界地图，指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
克服这些困难之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试图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疑虑，减少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抵制，传教士不仅尝试过穿上佛教徒的袈裟，而且更进一步换上了中国本土文人的服装。利玛窦就曾说过，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文人更可能赢得包容和信任，（扮成文人）能从文人的社会声望中受益。这种衣服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准在此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还赢得了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作为支持者甚至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
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通常会选择葡萄牙窃据的澳门作为起点，但他们也很快发现，在明代中国与官民相处并赢得信任，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表现出与澳门有任何瓜葛。日本耶稣会士被驱逐事件发生后，在华传教士变得更加小心，将宗教言论变得进一步中国化，并避免皇帝将天主教与白莲教混为一谈。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
《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是一本杰出的历史作品，这本书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100多年间的传教探索，并分析了传教士为了克服文化差异而探索出的复合型文化适应策略。而通过与汉语、中国思想文化的接触，传教士群体也为之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思想、科学、语言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了丰富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这本书以葡萄牙耶稣会修士保存在澳门的丰富教史资料为一手文献，这些资料包括发生在明清两代相关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耶稣会教士内部就文化适应策略的争议，耶稣会殉难者列传，罗马教廷与耶稣会教士之间以及教士之间的通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教会组织的财产清单等，这些在以往的中文历史文献中记述较少。
清王朝君临华夏大地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统治精英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在随后的1664年，因为传教士建立的教团组织引发了朝廷猜忌，并且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秉持不同传教观念的传教士组织进入中国，招致了中国官民的共同不满，因而导致了清理行动，不在少数的中国本土信徒被处罚甚至斩首。直到1669年， 南怀仁 推出了比清朝官员测算更为精确的历法手册，从而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可，耶稣会传教又因此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书中提到，1667年举行的会议上，传教士确定了几点共识，特别是给妇女教徒主持圣事的授式要很严禁，需要有能力的传教士为儿童讲授教义，以及如何使过去信奉其他宗教的转化者完全放弃原宗教。这之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除云贵川等偏远省份之外的地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扩散，每年吸纳超过一万名的教徒。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主要忠诚于葡萄牙，审慎低调，但因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原属国之间的矛盾在传教士群体中也不断爆发，演化出权力之争，并最终导致传教在中国内地被彻底禁绝。书中叙述了罗马教廷使者来华，与康熙皇帝发生矛盾的事件，指出尽管耶稣会教师努力避免这种矛盾发酵为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然而当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更趋公开化，各地的地方官产生了更多警惕——当雍正皇帝发现，传教士努力结交包括皇室分支成员在内的政治势力时的剧烈冲击便不可避免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