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客观上极大推动了数字化的转型和发展。不少商家已建立起包括供应链、商品管控系统在内的数据中台，用钉钉这样的数字化组织把人员全部在线组织起来，也许在疫情前用得较少，而疫情后，生存压力迫使商家认识到数字化生产力，努力实现变革和转型。
在13日举行的“新发展蓝图下数字经济财税治理” 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表示， 在商家普遍运用数字化技术并实现降本增效的背景下，数字化进步必然要求规则做出相应的变化。
高红冰用马车和T型车的故事来举例。上世纪，当英国发明汽车时，采取了严格管控措施，限制汽车行驶速度不得超过5英里，而且需要有两个人开车、摇着红旗在前走，这就是所谓的“红旗法案”。这一法案阻碍了英国汽车工业革命，使英国丧失了发展汽车工业的先机。
在当下数字经济来临之际，不能重蹈用马车规则管制汽车的覆辙。讨论税制亦是如此，要建立一个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而演进的税收制度去促进数字经济，以便获得更多税源，而不是用传统制度束缚数字经济。
前几年，购买某知名进口电动汽车需要支付8.5%的进口税。车辆自动驾驶软件则是在购车后两个月在2S店购买，因为是软件，只有国内对服务的税收而没有进口税。如今，该品牌车已在上海设立总部，软件更新收入不可能像传统车企那样从各地分支去征税，跨越了现在依据地域管辖纳税的安排。同时，该车将过去生产制造、批发零售的模式变成了生产制造、零售，中间环节没了，从汽车厂直达消费者，税源肯定会相应发生变化。
与税制类似，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也同样需要平衡信息安全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如果政策不当，一定会打击产业和企业部门更好地开发利用数据。
阿里巴巴通过实验发现，如果不使用个性化数据驱动的推荐机制，消费者在平台上能看到的品牌非常有限。竞争力强的大品牌商可以在平台上购买关键词，引流消费者，而其他中小微企业则难以做到。 也就是说，当使用数据做个性化推荐的时候，在企业端就可以让更多的中小企业获得流量，获得交易的机会；如果不用数据和个性化推荐，只有大品牌企业才能获得更多交易机会。
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当不用个性化推荐时，用户平均点击率降低了77%，这就意味着消费者找不到中意的商品，消费需求被压抑了。
在物流领域，数据也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当每一个快递包裹拥有自己的电子面单“数字身份证”后，从发货到收货，都可以持续跟踪。菜鸟物流为800亿包裹打上“数字身份证”，配送时间从4天缩短到2.5天，800亿只包裹总计为消费者节省的等待时间累加差不多3亿年，每年能给快递公司降低的成本超过80亿元。数据表明，电子面单显著降低了社会成本，提高了商业的社会化效率，当然也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体验。
与此类似，柔性化生产、人工智能客服等数字化生产、交易和服务方式，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当用数据驱动整个价值链发生变化的时候，可以用数据来训练软件，让算法变得更智能的时候，确实可以给经济部门带来巨大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
高红冰说，假设有一个沙滩，游客走过去时留下脚印，这个脚印要变成可洞察的数据、可洞察的产品，是需要企业的劳动和技术投入的。个人当然可以主张肖像权等隐私保护，但针对这个“脚印”投入成本加工所形成的商品和服务，同样也要鼓励付出投入的企业去利用它，而企业由此才能回馈消费者、回馈社会、推动创新的商业体系。
高红冰提到，数据要素受到中央高度重视，以市场为驱动，大力促进开发利用数据资源的国家政策已经确定。在讨论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开发利用时，应当分层分类，不能笼统放在一起；在产业发展早期进行立法时，需要审慎和包容。高红冰表示，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来说，也有责任积极地讨论数据治理的相关问题，积极地为社会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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