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知晓司马光，大概都是从他砸缸救人的故事开始的。或者，他所编纂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也让他成为宋代文学史上不可不说的一位。但其实，司马光最值得被言说的部分应该是他的仕途生涯——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与文学相关。
毕竟《资治通鉴》的由来就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司马光政途受阻被迫离开朝廷十五年，在这闲暇期间写成的，假如他的仕途一片坦荡，这本巨著恐怕也不会面世。司马光的政治成就十分瞩目，历任四朝元老，获赠太师、温国公称号，谥号文正，从祀于孔庙，从祀于历代帝王庙，可谓风光无两。只是，按照上帝视角来看，司马光的“成就”对于大宋王朝而言，或许是巨大的灾难。
前段时间热播的历史剧《清平乐》里，司马光就有很“亮眼”的表现。从这部剧中，我们大致可以领略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皇帝并非我们想象得那般自由，也要受制于臣子的监督。以徽柔公主举例，她与驸马李玮在一起根本就不幸福，所以请求仁宗调解离婚，可司马光却称这有悖于祖宗之法，坚决反对，甚至还威胁仁宗，说如果离婚他就在宫殿上撞柱子自杀。
由此可见，司马光是一个执着、死板、守旧的人。能够印证他这些特点的另一件事，是他对王安石变法的百般反对。总体来说，王安石变法利大于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以加强统治。虽然会触碰到一些人
的利益和痛处，但改革哪有一帆风顺的？
诚如历史给予司马光的中肯评价，他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他始终守着“祖宗之法不可更变”的金科玉律，不顾一切地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宣仁太后掌权之后，司马光成为守旧派中反对变法的中流砥柱，他全盘否定新法，并将责任全部推给王安石，攻击他“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
在废除新法的同时，司马光又将旧法一一恢复，使本来通过变法缓了一口气的大宋王朝步履更加艰难，对社会的危害较变法之前更加严重，国库几乎耗费殆尽。与此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贬的贬、死的死，搞得人人自危。比如，蔡确只因为写了首《车盖亭诗》，就被司马光揪住小辫子，说他涉嫌讽刺朝廷，因此被贬死新州。
反对变法是司马光的第一罪状，他的第二大罪状是对西夏、辽国的委曲求全。王安石执政时，加强军事训练，扭转了在西北边防上长期以来的被动局面，打赢了多场胜仗，将领土往外拓展两千余里，史称“熙河开边”，这在两宋史上都是值得被书写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司马光掌权后，他为了一时偷安，竟主动将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归还给西夏，并表示那本就是“夏国旧日之境”，还给人家是应该的。他这样做，无非是害怕西夏起兵攻打，因此提前给人家跪下了。本着守祖宗之法的原则，司马光继承了熙宁变法前的妥协政策，在对外态度上软弱无能，当时社会上就引起了广泛不满，甭说如今看历史的我们了。
司马光的第三大罪状是欺君罔上。起初，年幼的哲宗还支持变法，而司马光则提出了“以母改子”的策略，让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把持小哲宗的动向。而且，司马光一派无视幼帝，不守君臣之义，引起哲宗的极大反感。果然，宣仁太后一死，他们就受到了沉痛的打击。
而且，在执政后期，司马光的目的不再是强国富民，而是执着于权位之争，纵使国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他不仅提不出有效的方针政策，还一味地守旧守旧，足见其政治才能之匮乏，封建思想之落后。
司马光拥有“砸缸救人”和《资治通鉴》两项名垂千古的成就，却做出这些让人气不打一处来的事情，简直是毁三观。通过他，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才学与能力并不互等，即便你能写出辉煌著作，可你不一定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