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做出来的工作，如果中国自己的期刊都不敢发表，那发在哪里呢？
文 | 陈冰 安景璐
“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生理功能是什么？有怎样的作用机制？”
当领域内最具声名的国际期刊的审稿意见回来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俞立有些着急。
这是2014年，他的课题组在细胞里发现了一种长得像石榴的结构。他们相信这是一种新的细胞器，并取名为“迁移体”。但是要回答审稿人的意见，需要再花上几年时间。
俞立转而将视线投向了打过一次交道的国内期刊《细胞研究》（Cell Research）。
《细胞研究》的编辑找来了业内“大牛”——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教授Sandra Schmid，她和同事经过谨慎研究，合作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指出“迁移体”的研究呈现了一些“惊人”的线索，为未来的研究开辟了很多途径。
最终，《细胞研究》不但发表了这篇论文，还将它作为了2015年的封面文章。5年后，俞立团队获得了“迁移体”的关键功能性数据。2020年9月29日，他再次在《细胞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迁移体”的机理研究成果。加上《自然—细胞生物学》上连续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国际同行开始逐渐接受这个崭新的概念，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呼之欲出。
在《细胞研究》的编辑部看来，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注定是冒险的。“探索完全未知的世界，每一步都踏在‘对’‘错’之间。只有更多后来者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才能知道这是一个突破还是一场误会。”但“中国科学家做出来的工作，如果中国自己的期刊都不敢发表，那发在哪里呢？这是《细胞研究》必须要有的担当”。
2020年6月，国际权威机构科睿唯安发布2019年《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简称JCR），上海共有24种学术和生物医学期刊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SCI ）收录。其中有3种原创期刊影响因子破10，分别是《纳微快报》（英文期刊，英文名Nano-Micro）、《分子植物》（英文期刊，英文名Molecular Plant）和《细胞研究》（英文期刊，英文名Cell Research，简称CR)。
《细胞研究》位居榜首，影响因子高达20.507，超过多个《自然》（英文期刊，英文名Nature）和《细胞》（英文期刊，英文名Cell）旗下本领域内的高端子刊，在科睿唯安195种细胞生物学领域期刊中排名第七，在亚太地区生命科学领域学术期刊中继续排名第一。
30年，《细胞研究》杂志的影响因子从2分提升到20分，这条不断自我超越的“平凡之路”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细胞研究》：从2到20的飞跃
2020年，《细胞研究》创刊的第30年。
三十而立，《细胞研究》也为自己设定了新的目标。常务副主编李党生向《新民周刊》记者展示了一张世界地图，地图上一共标注了四个点，其中三个点分别是“英国伦敦——《Nature》”“美国华盛顿——《Science》”“美国波士顿——《Cell》”，这三本期刊是公认的世界三大顶尖学术期刊。第四个点，标注的是“中国上海——《细胞研究》”。
李党生说：“我们希望未来在中国、在上海，能够燃起一颗新星，就是我们的《细胞研究》，能够与‘三大刊’相抗衡，从世界一流期刊的阵列，迈入世界超一流期刊的阵列，希望再通过5-10年的努力，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将第四个点标注在中国上海。”
时间回到1990年，那时中国对生命科学的探索整体还处在发展初期，科研工作与国外的交流也才刚刚起步，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非常困难。建立一个促进我国与国际间细胞生物学交流的平台显得极为关键。
在这样的局面下，留学归来的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姚錱院士创办了《细胞研究》，这为中国生命领域科学家提供了对外学术交流的窗口。从创刊伊始，姚錱院士就为《细胞研究》确立了国际化的办刊方向，在国际稿源的组织、论文审阅和质量把关上做了大量工作。
2006年，裴钢院士接任主编，那个时候，刊物的影响因子在2左右徘徊了四年，在国际分子和细胞生物学领域内只能算是四区期刊，发展陷入瓶颈期。裴钢院士从《Cell》引进李党生博士担任副主编。李党生精通英文，拥有丰富的世界顶级科技期刊的编辑经验，同时还具有深厚的分子细胞生物学专业素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可是2分的杂志引不来5分的文章。李党生和编辑们只能一步步来。
作为编辑，他们主动接触作者，争取那些“比期刊平均水平好一点点”的文章。影响因子暂时拼不过，就在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发表研究成果不仅仅是简单的送稿、审稿的过程。我们的编辑团队会为投稿的文章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如何组织文章架构，如何修订科学文字，不同层次的期刊需要怎样的设计，这些意见都可以帮助科学家们发表的文章更完善。”
很多科学家通过与期刊的长期交往，自己的科研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在了解这个团队真正的实力之后，越来越多科学家愿意在这里发表文章，编辑部也有更多机会收到有质量的投稿，又因为高质量论文的发表，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就这样走上了期刊发展的良性循环。
如果作者的文章在其他期刊那里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审稿后要求大修或者退稿，《细胞研究》可以根据已有审稿意见给作者快速答复——或者小修，或者重新送审；当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竞争太过激烈，作者希望尽快发表时，《细胞研究》在发挥编辑独立判断能力的同时，也会力促同领域科学家采取“快审快发”的个性化服务，最快72小时返回审稿意见。
基于这些服务上的优势，《细胞研究》每年都能争取来几篇“好一点点”的文章，每年都能“进步一点点”。2013年，《细胞研究》成为第一个影响因子超过10的中国科技期刊。2017年，影响因子超过15，2020年，影响因子超过20。
到2019年为止，《细胞研究》连续5-6年，来稿数量基本维持在1500-1800篇，2020年，来稿数量高达2500篇，相较之前增加了三分之一，但拒稿率始终维持在95%。如有作者来稿，编辑会通过数字化的平台进行审核，这个环节会过滤掉85%的稿件，只送审15%的稿件给审稿人。审稿人来自专家库，一般来说，有2-3位专家进行审核，最终确定稿件是否被录用。
“不只是起步艰难，现在依然很艰难，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我们已经到达了8000米的位置，而最后的800多米是最难突破的。当期刊只有5分的时候，你会收到5分的文章，当你做到20分的时候，要努力争取到20分甚至是更好的文章，因为文章的质量永远都是期刊发展的本源。”李党生告诉《新民周刊》，“我们不会因为科学家的名气而对某些稿件‘另眼相看’，判断稿件的唯一的标准只有它本身的科学价值。”
“回过头看，我最欣慰的是，当年《细胞研究》刊登了许多青年学者的文章，如今他们已经成为这个领域享有声望的人了，这说明我们是互相成就的，他们投稿的优秀文章成就了我们，我们的努力，也助推了顶尖科学家的出现。”
在李党生看来，对作者最好的服务，就是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我们这个人情味特别浓厚的国家，做到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在李党生的印象里，起初会有熟人拜托他“走后门”，但是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这“招”在《细胞研究》这里行不通。“过去15年，裴钢院士也没有向编辑部托过一篇人情稿。”李党生说。
科学编辑不仅要有职业精神和操守，还要拥有过硬的专业素质。目前《细胞研究》编辑团队共有6人，全部都是博士学位毕业。李党生希望未来能将办刊的项目经费，参照科研项目经费模式，允许发放一部分作为编辑人员的绩效奖励。期刊编辑需要同时具备编辑和科研能力，还面临知识更新快的挑战，需要经常学习，才能具备评审相关论文的能力，对人才的整体要求很高。
“《细胞研究》未来的目标也绝不仅仅是影响因子的提升，而是要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争取学术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老刊”探索如何从一流走向超一流，“新刊”探索如何从高质量走向一流，“强刊加大刊”的创新发展模式，将更有利于捍卫科学话语权，逐步积累科研大数据。
2015年，李党生的编辑团队创办《细胞发现》（英文刊物，英文名称Cell Discovery），探索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 Access，简称OA ）的运行。今年，《细胞发现》影响因子为6.255，在195种细胞生物学领域期刊中排名第42，目前的论文水平已接近《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细胞发现》的探索，是我国科技期刊作为“后来者”如何发展、在国际学术出版阵营中实现突破和超越的重要实践，将为我国其他领域科技期刊的发展提供借鉴。
7年成就国内生物工程领域第一本SCI期刊
除了“强刊加大刊”的模式，还有一些没有强刊依靠的新刊物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
2020年10月，由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SKLBE）自主创办的英文期刊《生物资源与生物加工》（英文名Bioresources and Bioprocessing，简称BIOB），成为“国内生物工程领域第一本SCI期刊”。
这一华东理工大学自主创办的本土学刊，经过近7年的精心培育，迄今发表论文350多篇，按SCI标准计算的2019年篇均引用率为4.76，论文的使用量超过25万次，从而顺利通过了Web of Science (WOS)收录专家的严格审核，迈入了国际一流学术期刊行列(JCR Q1区), 预计明年六月公布的影响因子有望突破5.0大关。
谈起创刊初衷，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特聘教授许建和说：“国家每年向我们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放一千多万元的研究经费，十三五期间获批的大型仪器购置费用超过八千万元。早在2013年还担任实验室主任的时候就与管理团队形成一致共识，较早意识到重点实验室发展的短板已经不再是创室初期所面临的仪器设备严重缺乏的硬件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实验室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影响力甚至话语权的问题。日本和韩国的同行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他们的学会期刊早就进入SCI行列并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虽然其影响力还不如美欧专业期刊。”
于是，BIOB诞生了。许建和辞去了美国和韩国两本知名国际期刊的副主编职务，专心致志做BIOB的主编。用同事的话来说：“许教授特别用心，像养女儿一样悉心培育这本本土杂志。”
从创建之初，BIOB就定位为服务全球作者和读者的期刊。为了让BIOB从一开始就拥有国际化的出版平台，许建和积极促成了其与国际出版集团Springer Nature的合作。“这种合作模式，相当于我们将出版业务外包给国际著名的专业出版公司，由他们利用其成熟的数字平台解决格式审查、文字质量、软件查重以及被接受稿件的排版制作和在线出版等技术性工作，而我们编辑团队的主要精力则集中于期刊最核心、最关键的学术内容编审环节。”
有了经验丰富的出版合作方，还需要解决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让一本名不见经传的新期刊吸引到足够量且较优秀的论文稿源？
“开始的确很艰难，在很多高校里，发表于非SCI期刊的论文是无法进入评估和考核体系的，也不被大多学位授予结构认可，因此鲜有自愿给我们投稿的，只能靠我们坚持不懈地宣传。”
为了实现高标准、高质量的发展，BIOB设置了严格的国际化审稿流程。BIOB由2名主编和15名副主编严把质量关，许建和教授、日本庆应大学高级生物科学研究所清水和幸教授担任主编，但两位主编均不收取任何审稿费用和工作报酬。
所有被接受的论文均邀请2-3名国际同行进行2-3轮匿名评审，编辑部反馈给作者的意见并不是简单的“建议录用”或“不建议录用”，而是三份详细的审稿意见，这为编辑部决定是否录用和作者持续改进论文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据了解，BIOB每年收稿300篇左右，目前拒稿率保持在75%-80%。
为了提高编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许建和等学术编辑从开始就通过人工检索，建立并不断扩展、完善审稿专家分类数据库，接受审稿邀请的数千名国际同行专家被分为十大领域及若干细分领域。与此同时，投稿人在投稿时也需要选择自己论文所属的细分领域。这一做法显著提高了审稿人专业特长与稿件内容匹配的效率和准确率。
BIOB从一开始就大胆地采用了开放获取模式（OA），让读者可以免费阅读或自由下载。统计研究表明，OA模式相较于传统模式，会为文章增加50%甚至更多的被引率，从而为期刊增加1.5倍的影响因子。OA论文的版权属于作者，但作者一般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出版加工费用。不过对于初创时的BIOB来说，一本新杂志在没有被SCI收录之前，本来就很难吸引到优秀文章的投稿，更不用说让作者付费了。
于是，重点实验室不得不拿出部分运行经费来支付这部分OA出版费用。实验室通过与Springer Nature的沟通洽谈，也争取到了很大比例的出版费整体优惠折扣。“买一台中等的进口设备动辄需要耗费数百万元，而实验室每年拿出几十万元(如按十年合计需数百万元)来办好一本杂志，它带来的社会效益将是长久和深远的，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许建和告诉《新民周刊》。
还有一件事，许建和至今坚持了7年——花大力气进行期刊的宣传和推广。
许建和团队每年会定期进行统计，跟踪BIOB论文的被引情况。许建和强调逆向思维逻辑，“平时我们检索论文资料，大多习惯于看这篇论文引用了什么文献，而被检索到的论文，其发表的年代就会越来越久远；但如果去检索这篇论文被谁引用了，就可以紧跟任何一个领域的前沿动态”。为此，许建和除了通过WOS检索潜在审稿专家之外，还将BIOB论文所引文献作者和引文作者的Email地址一并整理，以邮件的形式发送给相关的同行(可能是相关论文的潜在新作者和引用者)。
逢年过节，又或者有期刊新闻热点的时候，许建和还会发送一些祝福或推送邮件。
BIOB就这样暗自蓄力、茁壮成长，经过7年，他们终于取得了SCI的“入场券”，也昭示了数字化时代科技出版发展的新潮流和新趋势。
“上海原创”迎来高光时刻
扎根上海深厚的创新土壤，一批“上海原创”科技期刊正通过跨越式发展，在世界一流学术出版阵营中崭露头角。目前，上海拥有科技学术期刊121种（包括中文101种，英文20种），生物医学期刊90种（中文72种，英文18种，其中3种中英文）。《细胞研究》创下中国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新高，《纳米快报》《分子植物》影响因子双双突破12，《运动与健康科学》跻身世界体育学刊前五，《光子学研究》在世界光学期刊中排名第十。
在国外，科技期刊通过单刊分化、子刊衍生、系列办刊等形式，实现集群化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从而形成优势互补、资源集聚的规模效应，已经成为科技期刊做大做强的主要模式。这方面，上海大学期刊社已经做出了尝试，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是国内期刊界公认的一个样本。
上海大学期刊社社长秦钠告诉《新民周刊》，这套模式的优势在于通过人财物统一管理运作，可以实现刊与刊的联动，学术期刊、学科、科研之间的联动，进而提升核心竞争力。
2003年，上海大学成立期刊社，将原来分散在各个学院、研究所、部门的学术期刊集中起来，当年，上大期刊社只有6种期刊，到目前，已出版15种期刊。
同时拥有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身份的秦钠还说到：“希望未来我们国家可以建设一个国际化的数字平台，这可能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让优秀的期刊都收录在我们的平台上，相当于我们在国际学术领域中拥有主动权。但是这不仅需要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城市的努力，更是要举整个国家之力来推动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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