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非洗白、不抹黑，理性分析秦朝到底是怎么变成“暴秦”的
近期，随着电视剧《大秦赋》的热播，关于秦朝的话题迅速成为热点，与秦朝有关的争论也愈来愈多，而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便是秦朝到底是不是“暴秦”，而争论的焦点便在于“秦法”和“秦制”。其实，个人认为要讨论秦朝到底是不是残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秦法”和“秦制”本身，而更应该抛开后世观点，去分析秦朝百姓对“秦法”和“秦制”的看法和接纳程度。
从目前出土的云梦秦简和里耶秦简来看，“秦法”和“秦制”虽然严苛，但却谈不上残暴，而历代以来将秦朝称为“暴秦”又是事实。归根结底，问题并不在于“秦法”和“秦制”，而更多在于秦朝的贯彻实施方式。基于这一点，关于秦朝到底是如何变成“暴秦”的，我们不妨理智的分析一番。
统一天下后全面推行“秦制”，远远超出了百姓接受能力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随着齐国的不战而降，历时十年的统一战争结束，然而围绕该如何治理这个新生的国家，秦国朝堂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丞相王绾等人建议沿用周王朝的分封制，对秦始皇的儿子、宗族和功臣予以分封，而廷尉李斯等人则建议推行中央集权统治。
从后世角度来看，传承八百年的周王朝国祚已经相当长，但秦始皇却不愿周王室的悲剧在自己后世子孙的身上重演，他想要的乃是万世一系的强大王朝。因此，秦始皇最终否决了王绾等人的建议，而采纳了李斯等人的建议，全面废除分封制，改为推行中央集权制，而促使秦始皇下次决心的，乃是该制度已经在秦国取得了成功。
如此背景下，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便开始将秦国的制度推向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三公九卿制，推行中央集权统治，同时关于统一文字、度量衡、车轨、货币等内容的政令，也开始迅速从咸阳发往全国各地。
然而，秦始皇毕竟有着历史局限性，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在秦国已经取得成功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应山东六国，而其为确保国家统一的一系列政令，又是否会超出百姓们的接受能力。
全面推行郡县制、三公九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等于从制度层面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六国贵族后裔将就此丧失封地，被与其他百姓一起编入户籍、沦为平民，需要自食其力、耕田种地，如此损害的还只是六国贵族后裔的利益，然而社会制度的全面统一，却影响到了每一位六国百姓。
从后世角度来看，秦始皇推行的一系列统一制度，无疑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且对后世统一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思想具有着极强的推动作用，可对于当时的六国百姓而言，朝廷的一纸政令，却是要改变他们一直以来的所有生活、生产习惯，几乎涵盖了百姓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这显然已经超出了百姓们的接受能力。
根据《里耶秦简》的记载，由于秦始皇推行的系列新政，地处原楚国的南郡，仅在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便爆发了两次大规模叛乱。第一次是在秦始皇刚刚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南郡迁陵县爆发叛乱，叛军袭击了秦军军营。同年年底，随着一系列政令的发布，南郡苍梧县再度爆发叛乱，这次叛乱不仅规模极大，就连刚刚归附秦国，被派去平叛的军队也发动了哗变，最终逼的秦始皇不得不征发关中秦军前去平叛，才剿灭了叛军。
在秦始皇看来，将秦国已经成熟的制度推往全国，必然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百姓们的生活，从而使得秦国的统治迅速稳定，但由于新政涉及面太广，而发布密度又太高，早已超出了百姓们的接受能力，反倒让百姓们无所适从，进而造成了民间恐慌情绪，使得六国百姓从心底对秦国新政产生了抵触情绪。
秦始皇开启诸多大型工程，百姓因劳役而痛苦不堪
为了维护秦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稳定，秦始皇在大肆革新的同时，又开启了诸多大型工程，例如大咸阳宫、骊山大墓、长城、灵渠、秦直道、西南栈道等，同时又接连向百越和匈奴用兵。
从近现代出土的云梦秦简来看，虽然秦朝的《徭律》和《戍律》相对较为合理，但由于那个时代生产运输手段相对落后，而全国人口又不是太多，同时期开启如此多的大型工程和战争，无疑加重了每个百姓的服役时间，每年接受征发那是常有的事。
秦朝时期，朝廷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户籍管理系统，只是在户籍上有些轻微的差别，秦国人入“故秦民”籍，关东六国入“臣邦人”籍，而且实行什伍连坐、相互监视，百姓们虽然心有怨言，但不要说逃避征发，就算偷懒、逃跑都不行。
其实，这也并非秦始皇不体恤百姓，而是源于秦国固有的统治思想作祟，对于秦国百姓而言，频繁的劳役他们早已适应，但对于六国百姓而言，他们何尝经历过这些，一时间想要让他们适应，恐怕并不容易。
如此情形之下，六国百姓一方面被频繁的劳役折腾的痛苦不堪，另一方面，在秦国的严密管理之下，百姓们又避无可避。久而久之，可想而知六国百姓对秦朝统治的怨恨程度。而当这种怨恨积聚到了极点，在陈胜吴广这个导火索出现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如星星之火燎原一般，起义迅速蔓延。
或许在秦始皇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与历代秦君并无区别，且都在百姓们的承受范围之内，毕竟秦国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殊不知，六国百姓对此早已难耐，秦国的统治在六国百姓看来，完全就是一种残暴的统治。
秦朝的法家治国思想，高压统治下百姓怨声载道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便始终坚持法家治国思想，而法家治国的核心便是“法、术、势”，具体表现则是“法网严密、高效执行”，即以严格的奖惩制度来确保制度的推行和国家的运转，这乃是秦国治国核心，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则对此予以了沿用。
如前文所述，由于民间的恐慌和抵触，导致秦国的系列革新进展极为缓慢。而秦国各级官吏，本就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乃是由熟悉律法和有功将士所担任，再加上朝廷一直以来的法家治国思维，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分析造成现状的原因，反而以更为强烈的手段强制政策推进落实，然而这种治国思想虽然适合秦国，但却并不适用于山东六国。
秦文化与列国文化虽然均源于周文化，但由于秦国最初被周天子分封于西陲，地处戎狄包围之中，秦国为了争取生存空间，大量吸收了戎狄文化，这导致秦文化一直饱受中原各诸侯国的鄙夷，例如《淮南·要略》便说秦国“刻薄寡恩”、“尚首功”、“虎狼之国”、“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汉书刑法志》、《荀子议兵》等也有类似记载。
然而，正是由于秦文化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较小，正是由于秦国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的全方位落后，反而给“商鞅变法”提供了土壤，毕竟在秦国打破旧有制度的难度，要比中原各国容易很多。而正是由于长期的落后，秦国百姓接受法家统治反而更为容易，但山东六国百姓早已习惯了先进文化所带来的福利，又岂能迅速适应法家文化。
秦国百姓在法家治国思想下，能够将自己作为秦国这辆战车上的一颗螺丝，勤勤恳恳的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可六国百姓接受不了啊，他们想要的，还是以前那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管理，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了一颗螺丝、一个零件。
然而，已经遵循法家治国思想的秦朝官员们，他们又岂能明白百姓们的想法，在他们的固有思维中，对于朝廷的所有政令，都必须坚决执行，推行难度大、进展慢？不好意思，有《秦法》在背后为他们撑腰。于是，一方面是民间不断积累的怨气，而另一方面则是朝廷毫不妥协的持续高压，秦政于是在百姓眼中，自然也就变成了“暴政”。
秦二世期间的残暴统治，秦政、秦法彻底沦为暴政
虽说秦始皇时期，百姓们对秦朝的统治已经怨声载道，但即位者是一个英明之主，对百姓们稍有善待，虽说无法解决秦国当时面临的所有问题，但秦国的统治未必便不能延续，可惜秦始皇的继位者是秦二世胡亥。
胡亥即位之后，秦国的大型工程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征发劳役情况更为严重。秦始皇在位期间，征发劳役尚且能够考虑各地百姓的承受能力，秦二世征发劳役却是毫无顾忌，例如秦始皇时期很少征发的“闾左”之徒（秦以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主要指雇农、佃农等贫苦人员），秦二世时期却开始大量征发。稍有财富者，造反尚且有所顾虑，可这些“无产”阶级，却是没有那么多顾虑的，陈胜、吴广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而当陈胜吴广起义爆发之后，早已逐渐脱离权力核心的李斯，多次劝谏胡亥却反遭训斥，胡亥认为治理国家那是大臣们的事情，比起劝谏自己，李斯更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让大臣们履行职责。与此同时，李斯又因担任三川郡守的儿子李由平叛不力，而遭到弹劾。李斯为求自保，无奈之下只好上了一道著名的《上书对二世》。
李斯的本意，是可以通过加强对官员的督查，从而督促臣子尽心竭力的为朝廷小吏，可胡亥却直接将此变成了对官员的“绩效考核制”，谁收的税多、谁抓的犯人多、谁处决的乱民多，那么谁就是能吏、谁就是好官。如此一来，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自然就变成了残暴无比的酷吏，结果百姓们的境遇反而比秦始皇时期更为悲惨，进而导致起义规模迅速扩大。
《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之中，蒯通曾对范阳县令说道，“秦法重，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透过这段对话，不难看出秦二世时期秦国官吏的残暴。
正是由于秦二世在位期间的残暴统治，最终引发了大规模叛乱，就连关中老秦人的民心，也最终丧失殆尽，导致秦国根本调集不出足够的力量前去平叛，甚至不得不征发骊山刑徒临时组成军队。
秦朝官制造成士子阶层不满，“焚诗书”事件的恶劣影响
虽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世卿世禄制”便已经逐渐崩溃，各诸侯国为谋求富强发展，开始大量吸收各类人才入仕，从而促使了士子阶层的诞生。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诞生官员选拔机制，彼时士子入仕的途径仍以“游说”为主，即以自己的学识打动统治者然后获取官职。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为配合中央集权统治，开始推行全新的“三公九卿制”，且各级官员全部由中央派遣，但由于秦国已法家治国为主，秦始皇派往各地的官员主要为熟悉《秦律》者，结果导致各学派列国士子的入仕之路就此断绝。虽然秦始皇为此创立了“博士”职位，以列国士子充任，但这些仅有议政权，而没有施政权的职位，显然无法平息士子阶层的怒火。
由于秦文化与中原各国文化的巨大差异，列国士子本就对秦国在思想上保有优越感，对秦文化极为鄙夷，例如秦始皇依秦礼在泰山封禅，却反遭山东儒生的嘲笑。如今再加上入仕之路的断绝，他们岂能不对秦国的统治生怨。
正是由于士子们对秦国统治的不满，他们在参政议政时一言不发，却在私下以自己所学对秦法、秦政非议不止，齐人淳于越更是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廷宴上，重提反“分封制”，这显然触及了秦始皇的底线，结果最终引发了“焚诗书”事件。
虽说“焚诗书”事件事出有因，且对此后的思想文化融合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于当时的士子阶层来说，此举简直就是在摧毁他们所奉行的学说，这自然彻底引燃了他们的怒火，结果将士子阶层彻底推到了朝廷的对立面。
彼时，读书人毕竟是少数，这些士子掌握有极大的话语权，他们本就对秦国非议不止，结果便导致秦朝的种种不足被大肆放大。再加上百姓们对秦朝的怨恨，以及汉朝时期朝廷的舆论导向，这种非议自然得以迅速传播，而这些都对后世评价秦朝产生了极大影响。
综上所述，秦国之所以被称为“暴秦”，根本原因并不在“秦法”和“秦政”本身，而在于朝廷贯彻实施过程中并未考虑到六国百姓的接纳程度，而一味以高压推行，再加上秦二世的胡作非为，导致秦朝百姓怨声载道，而士子阶层的大肆宣传和汉朝的舆论导向，最终导致秦朝变成了“暴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