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国力蒸蒸日上，文化繁荣，各大博物馆遍地开花，吸引了无数文物爱好者驻足。然而，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能够目睹这些精美的文物，都有幸运的因素。许多国宝都有过险象环生的经历，差点就与公众失之交臂，比如今天要说的大盂鼎就是其中之一。
大盂鼎的面世，本来就不是个好时候。那是在清朝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了一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其中就包括大盂鼎和小盂鼎，它们因周康王时期名臣盂而得名。但是，清政府腐败无能，更没有相关法律对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小盂鼎很快就下落不明，至今依然杳无音讯。
大盂鼎也历经坎坷，辗转流落于古玩市场，经历多人之手，为袁世凯叔父袁保恒所获。袁宝恒虽然酷爱金石，却不敢藏私，将这件珍贵文物送给了顶头上司陕甘总督左宗棠。当时，这件大鼎的价格就卖到过3000两白银，显然已经名声大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然而，左宗棠得到后，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原工部尚书潘祖荫。
潘祖荫虽然位高权重，但左宗棠贵为一方诸侯，为何要以如此重礼相赠呢？原来，在左宗棠担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时，得罪过永州总兵樊燮，被谗言相诬，遭到朝廷的议罪，差点就被问斩。潘祖荫利用侍读学士的身份，多方为左宗棠说情，这才免于处置。所以，潘祖荫是左宗棠的救命恩人，左宗棠发迹之后，也愿意送出重礼，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清代文人喜欢金石的很多，但潘祖荫肯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网罗了很多珍贵文物，还写出过《攀古楼彝器图释》、《汉沙南侯获刻石》等著作。这样的行家，对大盂鼎自然爱不释手，作为镇宅之宝。
大盂鼎也确实够资格入得了潘祖荫的法眼，它高为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达153.5千克，是典型的圆形三足鼎。在大鼎之上，密密麻麻都是云雷纹的底纹，颈部和足上部是饕餮纹，这是西周时期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三足的下部则是两周凸弦纹，这倒是很难看到，表现出当时的工匠在满足大众审美的情趣同时，也充分彰显个性。这个器物特征明显，出土地也十分明确，历来就被视为西周中期青铜鼎的标准器。
青铜器的价值，一在于形制规模，二在于铭文多寡，内容意义。 大盂鼎的铭文19行291字就十分重要，它讲述的是周康王向盂发出的告诫。周康王回顾了文王和武王是如何爱惜百姓，治理国家的，勉励盂以此为鉴，辅佐王室，并赐给大量的财物。盂为了纪念这件事，也为了纪念自己的先祖南公，制作了此鼎。
铭文的内容，与史料中关于文王、武王的情节相互印证，同时它的书法价值也非比寻常。清末民初的很多书法家，认为大盂鼎铭文结构严谨，章法有度，开创《张迁碑》、《龙门造像》的先河，是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佳作。
这样的国之重器，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贪念。虽然潘祖荫在世的时候，它安然无恙，但潘祖荫死后，大盂鼎就被许多人惦记。清朝时两江总督端方虎视眈眈，摆明就是要霸占大盂鼎，闹得潘家人心惶惶，直到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才算化解一次危机。
民国时期，外国人也多次找到潘家，希望能带走大盂鼎。但潘家人连端方都拒绝了，更不愿意让国宝流失海外。不过，还是有政府大员设计，要巧取豪夺，也被潘家人见招拆招化解了。
抗战时期是大盂鼎最危险的时刻，当时苏州已经沦陷，潘家人将大盂鼎在内的大量文物掩埋于地下。日本人也找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却并没有发现大盂鼎。就这样，大盂鼎依然奇迹般地留在了大陆。
直到解放以后，局势稳定，国家日益向上。潘家人集体开会决定，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出面将大盂鼎捐给了国家。本来是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后来落户国博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