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有什么“关键词”能将林纾、陈衍、陈宝琛以及郑孝胥联系起来，大约“三坊七巷”是其中之一。
无论晚清政局与艺坛如何风云变幻、波谲云诡，“三坊七巷”如同纽带一般，将这些从榕城深巷中走出的名人联系到一起，在政坛上他们相互牵系，在艺事上则互相影响，“三坊七巷”作为独特的坐标，嵌入他们的生活之中，而他们，也成就了三坊七巷深厚的人文底蕴。
/陈衍行书《游君山记》四条屏
131×23cm 约2.7平尺（单幅）
出版：《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舆往事P27，国家图书出版社，2005年。
提及陈衍，更多的人会想到他的诗，他的《石遗室诗话》以及他所提倡的“同光体”，然而除此之外，陈衍的书法如同他的“同光体”一般，给人以“新奇”的感受。他的书法并不落当时民国书风之俗套，而显得俊丽而充满了骨力，他的用笔轻重分明，粗重处按锋揉毫，细微处轻划细刻，涩笔处凝重，疾笔处秀挺，结体上粗细对比尤其强烈，因此充满了奇妙的韵律感和节奏感，令人耳目一新。
他写给张伯桢的《游君山记》就是这样一幅面目鲜明的作品。张伯桢（号篁溪）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藏书家，亦善诗，陈衍为他写下的《游君山记》四条屏不仅仅是一幅书法，更是一篇富有情趣的散文，记叙了他游览洞庭湖上的小岛君山的经历，“空水弥漫”、“芳馨萧瑟”，给人以空濛清幽的体味，而陈衍的书法，也仿佛如洞庭湖上的浩渺清波，观之精神便为之一爽。
/郑孝胥行书节录《文心雕龙》
50×39.5cm 约1.8平尺
/郑孝胥行书节录《全唐文》
161.5×40.5cm 约5.9平尺
郑孝胥亦是“同光体”的执牛耳者，亦是这三老中争议最多者，陈衍更与其绝交，然而不论其政治生涯，单就书法而言，郑孝胥不可不谓之杰出，他的书法恰到好处地融合了碑与帖的特色，自成一家，意态修长，潇洒自然。
他曾说自己书法“字之疏密肥瘦，随其意态以成其妙“沙孟海评价为“有精悍之色，又松秀之趣，活象他的诗，于冲夷之中，带有激宕之气。”无论是节录《全唐文》，还是节录《文心雕龙》，其行笔都收放自如，丝毫无侷促谨慎之态，字与字之间顾盼神飞，气息古拙而格局大气，皆是佳作。
/陈宝琛朱伯卢治家格言书法四条屏
130.5×30.5cm 约4平尺（单幅）
出版：《中国古今书法选》P94，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
陈宝琛与郑孝胥同为“帝师”——郑孝胥之所以成为“帝师”，原出于陈宝琛的推荐——其风评远在郑孝胥之上。一生经历同治、光绪、宣统三朝，身为溥仪“帝师”的陈宝琛，书名显赫，被时人誉为“伯潜体”，后人更是称其“书法直追汉唐，海内之士，以得片纸只字为荣”，他的书风独树一帜，以精严为主，取法欧柳又融入唐碑，持重端严的同时又秀腴典雅，自成一家。
无论是“帝师”身份还是书法造诣，都令陈宝琛的书法深受追捧，时至今日仍是如此，如《朱伯卢治家格言》这样大尺幅的书法四条屏在陈宝琛留存至今的书法中并不多见，其神味安祥端严，颇可深品。
/陈宝琛行书节录古文
129×30.5cm 约3.5平尺
而林纾，则是全然游离于政坛之外的人物，他专注于艺坛的推动，绘画、翻译、诗词无所不能，而绘画之中，又以画柳最为超绝。《竹间续话》云：“林琴南先生画，世重其山水，不知鹌鹑与柳，亦先生之能事，故自称补柳翁。”
林纾笔下的柳树，枝叶浓密，意境却分外疏朗，余味悠长。《西湖春泛图》中，堤岸两边杨柳依依，映着渺渺湖水和依依远山，“越山清绝，泛湖光中夜，翛然孤引。一片玲珑惊骤冷，月底杨花吹鬓”的韵味油然而生。
/林纾西湖春泛图
96×40cm 约3.5平尺
/林纾山居消夏图
25.5×26.5cm 约0.6平尺
如今“三坊七巷”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光景。
然而这些从三坊七巷里走出的人物，却永远地映照在清末民初历史长河的波澜之中，“谁知五柳孤松客，却住三坊七巷间”，当我们凝视着一件件“三坊七巷人”的作品时，或许仍能够闻得当年的一丝书香余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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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福建东南拍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