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顺子,

来把水壶、

水杯给咱一上,

麻利些(陕西方言‘快点’的意思)。”

”随着电视剧《装台》的热播,今年已经60岁的朱冬平有了新外号。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后台,朱冬平正在为秦腔《路遥的世界》的演出忙碌着,从事装台工作至今,已经有近三十个年头。

和“刁顺子”相比,朱东平更习惯别人把他叫“生生”,拿陕西话读“seng”,一个三声,一个二声,有愣头青的含义在其中。三十多年前,有了二女儿之后,朱东平放弃了在厂里的工作,每天在文艺路靠蹬三轮车养家糊口,再后来,才慢慢干起了装台。

朱冬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就住在省戏曲研究院边上的刁家村,“光靠装台也养活不了咱,还得蹬三轮车,给谁搬个家,拉个东西都能干。”朱东平说,“不管几楼,价钱讲好,咱给人安安全全送到。”

“装台这活儿,要听人家指挥,搭个平台、装个灯啥的,都得人家指点呢。”朱东平说,装台人干的都是些体力活儿,“活儿少了人家自己就干了。”

这次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赴京演出,朱冬平和另外五个弟兄负责秦腔现代戏《路遥的世界》的装台工作。“我就是喜欢陕西地方戏,把台装了,还能把戏听了,听听演员们的唱腔,心烦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年轻的时候还能跟着哼哼两句。”演出过程中,朱冬平在静静欣赏演出的同时,也时刻待命准备着搬运道具。

“干得多了也就熟练了,来个生人他们也不放心。搬个景,上个道具的,要是失误,可就闹出大笑话了。”演出顺利落幕,朱冬平也跟着大伙长舒了一口气。“一部剧跟得时间长了,自然也就熟了,一般都不会有啥,要说我最喜欢的那是《迟开的玫瑰》。”

“这活儿时间紧,天亮了车就出不了城了,剧院门口也不叫停,必须连夜拆完装车。”朱冬平说,场地费都是按天算,通宵干活儿,对于装台人常见,“像我们之前经常在省体育场给演唱会装台,那一干就是几天几夜。”

“《装台》现在还没时间看,都是听旁人说呢。他们拍戏的时候,专门来看过我们装台的过程。”朱冬平说,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下半年的演出,要比往常密集不少,“前两天刚在宝鸡演完,从北京回西安了还有演出。”

“陈院长写小说的时候,也跟我一起谝(陕西方言‘聊天’的意思),就是谝这些下苦人的经历,那个人挺和善的。”朱冬平说,“(电视剧)基本上和我们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就是把娃们家脾气塑造得太歪了(陕西方言‘厉害’的意思),我那娃们,都听话。”(“陈院长”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原院长、小说《装台》作者陈彦)

“生总,辛苦咧!”朱冬平笑笑回应,装车结束已是凌晨三点,来北京装台的这趟活儿,暂时告一段落。“叫生总这可是‘瓤人哩’。(陕西方言捉弄、戏耍别人的意思)”

时间长了,朱冬平和这帮弟兄,倒是成了比较稳定的团队,剧团里有装台的活儿,一般都会通过他来对接。“睡起来就把三轮车一蹬,盼着有个活儿赚个钱,今天有活儿了就多挣一点。”

“前些年有,现实中,有些外面的老板会少给你工钱,你再打电话人家也不接。”朱冬平说,《装台》中拖欠工资的事,在现实中也曾经发生过,“你把活儿干了,到付钱时候这个人不见了,像这种情况那就自己认吧。”

“我这人是肯吃苦,但是‘笨’得很,什么瓦工、木工的咱都弄不了。”朱冬平说,“装台,一天好了就是二百来块钱,不好了就是一百来块甚至几十块,好处就是能稳定一点。要说起来,更喜欢外头给人搬个家,能多挣一点。”

趁着这趟来北京,朱冬平给家人们带了北京烤鸭等特产。前妻因病去世后,朱冬平选择再婚,如今有了个12岁的小儿子。“娃今年才读六年级,趁着人还精神,得想办法多赚点钱。”

“今年也是六十的人了,换城里人都该退休了,将来也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希望《装台》播出后,也能给这帮弟兄们多揽些活儿。”无论是《装台》中的刁顺子,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朱冬平,都有各自的烦恼与快乐,渺小却格外努力,扛起责任和担当。

时代的发展,

离不开市井生活中

每一位奋斗的平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