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顺子，
来把水壶、
水杯给咱一上，
麻利些（陕西方言‘快点’的意思）。”
”随着电视剧《装台》的热播，今年已经60岁的朱冬平有了新外号。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后台，朱冬平正在为秦腔《路遥的世界》的演出忙碌着，从事装台工作至今，已经有近三十个年头。
和“刁顺子”相比，朱东平更习惯别人把他叫“生生”，拿陕西话读“seng”，一个三声，一个二声，有愣头青的含义在其中。三十多年前，有了二女儿之后，朱东平放弃了在厂里的工作，每天在文艺路靠蹬三轮车养家糊口，再后来，才慢慢干起了装台。
朱冬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就住在省戏曲研究院边上的刁家村，“光靠装台也养活不了咱，还得蹬三轮车，给谁搬个家，拉个东西都能干。”朱东平说，“不管几楼，价钱讲好，咱给人安安全全送到。”
“装台这活儿，要听人家指挥，搭个平台、装个灯啥的，都得人家指点呢。”朱东平说，装台人干的都是些体力活儿，“活儿少了人家自己就干了。”
这次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赴京演出，朱冬平和另外五个弟兄负责秦腔现代戏《路遥的世界》的装台工作。“我就是喜欢陕西地方戏，把台装了，还能把戏听了，听听演员们的唱腔，心烦的事儿也就过去了。年轻的时候还能跟着哼哼两句。”演出过程中，朱冬平在静静欣赏演出的同时，也时刻待命准备着搬运道具。
“干得多了也就熟练了，来个生人他们也不放心。搬个景，上个道具的，要是失误，可就闹出大笑话了。”演出顺利落幕，朱冬平也跟着大伙长舒了一口气。“一部剧跟得时间长了，自然也就熟了，一般都不会有啥，要说我最喜欢的那是《迟开的玫瑰》。”
“这活儿时间紧，天亮了车就出不了城了，剧院门口也不叫停，必须连夜拆完装车。”朱冬平说，场地费都是按天算，通宵干活儿，对于装台人常见，“像我们之前经常在省体育场给演唱会装台，那一干就是几天几夜。”
“《装台》现在还没时间看，都是听旁人说呢。他们拍戏的时候，专门来看过我们装台的过程。”朱冬平说，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下半年的演出，要比往常密集不少，“前两天刚在宝鸡演完，从北京回西安了还有演出。”
“陈院长写小说的时候，也跟我一起谝（陕西方言‘聊天’的意思），就是谝这些下苦人的经历，那个人挺和善的。”朱冬平说，“（电视剧)基本上和我们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就是把娃们家脾气塑造得太歪了（陕西方言‘厉害’的意思），我那娃们，都听话。”（“陈院长”指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原院长、小说《装台》作者陈彦）
“生总，辛苦咧！”朱冬平笑笑回应，装车结束已是凌晨三点，来北京装台的这趟活儿，暂时告一段落。“叫生总这可是‘瓤人哩’。（陕西方言捉弄、戏耍别人的意思）”
时间长了，朱冬平和这帮弟兄，倒是成了比较稳定的团队，剧团里有装台的活儿，一般都会通过他来对接。“睡起来就把三轮车一蹬，盼着有个活儿赚个钱，今天有活儿了就多挣一点。”
“前些年有，现实中，有些外面的老板会少给你工钱，你再打电话人家也不接。”朱冬平说，《装台》中拖欠工资的事，在现实中也曾经发生过，“你把活儿干了，到付钱时候这个人不见了，像这种情况那就自己认吧。”
“我这人是肯吃苦，但是‘笨’得很，什么瓦工、木工的咱都弄不了。”朱冬平说，“装台，一天好了就是二百来块钱，不好了就是一百来块甚至几十块，好处就是能稳定一点。要说起来，更喜欢外头给人搬个家，能多挣一点。”
趁着这趟来北京，朱冬平给家人们带了北京烤鸭等特产。前妻因病去世后，朱冬平选择再婚，如今有了个12岁的小儿子。“娃今年才读六年级，趁着人还精神，得想办法多赚点钱。”
“今年也是六十的人了，换城里人都该退休了，将来也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希望《装台》播出后，也能给这帮弟兄们多揽些活儿。”无论是《装台》中的刁顺子，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朱冬平，都有各自的烦恼与快乐，渺小却格外努力，扛起责任和担当。
时代的发展，
离不开市井生活中
每一位奋斗的平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