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世时，和世族大家的关系搞得不好。不少名士很瞧不起曹操，与曹操政权对抗。曹操也屡次压制豪门，杀害了几个出身豪门的大臣。曹操还一改东汉时期世族大家操纵官员选拔的风气，打破身份和家庭背景限制，唯才是举。这些措施并没有打击到世族大家的根本，反而恶化了曹操政权和世族大家的关系。曹丕继承曹操权势后，迫切要改朝换代，就离不开豪门势力的支持。从东汉建国开始，世族豪门就不断壮大，掌握政治和经济特权，势力非常强大。曹丕得罪不起，相反还要仰仗他们的力量来对抗家族内部、朝野上下的反对势力。所以，他和父亲曹操不同，对世族大家采取怀柔妥协的态度。
这个时候，出身中原名门的昌武亭侯、尚书陈群提出了“九品中正法”，建议改革官员人事制度。这项制度一经提出，立刻获得了世族大家的一片赞赏之声。九品中正制到底是一项什么制度呢？九品中正制的关键词，或者说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九品。就是综合考量天下士人的德才、门第，评定人才的等级，共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第二，谁来评定人才的品级呢？朝廷设置专门的“中正”官。朝廷选择“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员兼任原籍地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官，负责察访原籍地的士人，评议人才高下。吏部按照人才品级，分别授予官职。这两个关键词相加，就是九品中正制度。
表面上看起来，九品中正制是一项中性的制度。实际上，九品中正制是对秦汉时期选官制度的倒退，是对世族大家政治特权的默认。秦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与征辟制度。朝廷要求公卿大臣和地方郡县，及时发现人才，推荐给朝廷，称为察举。察举有诸多的科目，推举的人才不是学有专长，就是堪称道德楷模。我们熟悉的儒家宗师董仲舒，就是通过察举制度被汉武帝发现，进而施展抱负的。察举制是两汉选官制度的主流，征辟制度起到辅助作用。皇帝直接召见、任用特定的人才，称为征或者征召；三公九卿和州县长官聘用僚属官吏，称为辟或者辟除，二者合称征辟。征辟和察举，构成了曹丕之前的主要选官制度。
无论是征辟还是察举，都有一个考试的环节。不是获得推举或者召见之后，就直接任命为官员。察举制度下，人才想要到朝廷任职，往往需要通过一个“策问”考试，即皇帝出难题让大家解决。而皇帝召见人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面试过程。所以，我们可以把察举和征辟的操作过程，简单理解为推举加考察的过程。
征辟和察举制度，在实践中有不少问题。比如，推举的标准不明确，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宦人家往往更容易掌握话语权，推举豪门子弟；又比如，征辟和察举的主动权都掌握在高官的手中，他们倾向于选择本阶层的子弟入仕。所以，到了东汉末年，人才选择在各地已经被少数掌握权力的家族操纵和利用。这些家族左右本地舆论，操作人才推举，形成了享有政治特权的世族大家。比如，我们熟悉的东汉末期的大军阀袁绍、袁术家族就“四世三公”，四代都有人当到了三公的高位，门生故旧遍布天下，又反过来强化了家族的政治特权。在这种背景下，察举和征辟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
而各地的世族大家，为了确保既得权益，希望政治特权能够世代相传，迫切想在曹丕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获得明确的制度保证。九品中正制就是他们构想出来的一个新制度。
九品中正制在操作当中，取消了察举和征辟制度下相对民主、范围更广的推举过程，更是取消了策问、面试等考察过程。一个人的高低、优劣完全取决于中正官。而担任中正官的都是现任的中央官员，而且都是高官。这些高官能接触了解的、最后评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官员子弟。等他们退位之后，下一波中正官评定的人才依然是本阶层的子弟。再加上一些官员徇私舞弊，私相授受，最后导致评定的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九品中正制成为了世族大家垄断政治权力的工具。
所以，我们才说九品中正制是人事制度的倒退，是对世族大家既得利益的保障。它实际上是以陈群为代表的世族大家对曹丕出的考题，是世族大家与曹氏家族进行权力交换。
曹丕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开始在全国推行九品中正制。世族大家们随即支持曹丕篡夺汉朝的江山社稷。曹丕在批准九品中正制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眼前利益，自身的得失。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制度的取舍绝对不能如此短视，而要预见到制度的长远影响。从这一点来说，曹丕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批准的九品中正制很快恶化了人事选拔环境，甚至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势力恶性膨胀的制度源头。
九品中正制推行后，弊病很快暴露。各级中正官员选拔人才，不看才能，只看出身和家庭背景，凡是高门大户的子弟一律定为上品。定为上品，就可以获得很高的仕途起点。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在东晋时期，官员选拔主要标准就一条：出身。当时，世族子弟二十岁即可入仕，而寒族子弟要三十岁才能“试吏”，也就是类似实习试用。世族子弟入仕后，他们工作压力小、升迁快；而评定为下品的寒族子弟，承担了压力大的工作且升迁无望，就算是文曲星下凡也只能位列下僚，终身埋首琐碎事务，没有出头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