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可能很多，但最关键的其实在于当权者的重心变了。
其实中国历史上，就存在两条线，其中一条则是皇权的不断强化；另一条则是军权的不断拆解，结合这两条线来看，你就能看明白中国历史。
所谓皇权的强化，就是集权的过程。皇权强化的背后，就是相权和军权的不断消解的过程。相，也就是宰相，最开始是相国，其实最开始相国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在先秦甚至到了汉代，相国都可以说是皇帝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后来的奴才，理由也很简单，先秦乃至汉代早期，朝堂上相国是不需要下拜的，只需要行礼，而且有座。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各种礼制就逐步剥夺相权，直至到了明清，甚至完全取消了宰相这一职务。什么大学士、军机大臣等等，虽被视为宰相，但与先秦的相国相比，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奴才，不是一个概念了。
另一条则是军权的拆解。这也是强汉盛唐之后，汉民族的扩张性大大减弱的主要原因。
我们前面提了，相权的不断下降，这是皇帝集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军权的不断消解，则完全解除掉了汉民族的血性，才使得它的扩张动力完全消失。
而相权和军权是紧密关联的。秦汉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文武官员的界限并不分明，比如周勃，既当过汉的太尉，又当过汉的宰相；诸葛亮也是如此，带兵打仗、内政外交都是一把抓；南北朝的王猛，号称第一猛人，马上打仗，马下治国，样样都是顶尖；而曹操、司马懿、刘裕等人，都是当过宰相的军头，最终都篡权成功。
所以，集权的第一步就是拆解相权。隋唐开始，宰相基本上就被剥夺了掌军的可能性，开始由职业军人掌握军队。
但职业军人掌军又带来了另一重恶果，其巅峰就是安史之乱。而伴随安史之乱而来的就是唐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乱世，这之后二百余年，兵连祸结，对于华夏来说，实在是噩梦一场。
事实上，安史之乱以后，虽然唐还苟延残喘了150余年，但事实上已经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个盛唐了，它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另一个战国。其混乱程度甚至远在另一个乱世战国之上；相对于五胡乱华和南北朝，中晚唐和五代十国的凶险程度远在其上，其中充斥着背叛、杀戮和混战。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华夏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期，最凶险的时期，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各路节度使之间，不仅相互征战是常事，内部仇杀、夺位、篡权，各种血腥的杀戮则更是稀松平常。
要说中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非这个时期莫属。
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完全的没有礼义可言，没有规矩可言。如此混乱的局面，到了后周世宗柴荣而宋，自然需要想办法解决，如果不解决的话，宋的天下迟早还是别人的，两百年的乱世就没有终止的时候。
赵匡胤上位以后，曾经就这个问题问宰相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
赵普的解决方案是：“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也就是说，晚唐到五代十国的乱世，惟力是视，一切以武力说话，改朝换代极其频繁的状况，都使得宋太祖试图寻求解决之道。这个无可厚非。但是问题是宋太祖的解决方案实在是矫枉过正，过了。
要开疆拓土，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富民强；其次则是强兵，道理很简单，兵不强，武力不盛，拿什么来开疆拓土呢。别人可不会把自己的地盘乖乖的送给你。
但宋太祖的治军方法似乎一切都在拧着来，如何能”弱“兵，他采取什么办法。
不信我们来看看宋的兵制：
首先，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拆的七零八落。宋以枢密院掌军权、军令而不统兵；以三衙即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分别统领禁军和厢军，却无调兵之权；遇有战事，由率臣临时领命出征。是不是眼熟？战区军区，其实意思差不多
也就是兵、将分离，军、财政分离；强干弱枝，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知道兵力不敌，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够对付变乱。这样就“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
关于宋朝军制，还有一个很奇葩的设置，也就是说，为了防止武将叛乱，禁军在兵力部署上，大致一半守京畿，一半戊诸郡，京城与畿辅兵力亦大致平衡，以便内外相制。同时实行“更戊法”，畿辅与诸州禁军定期更换驻地， 以使兵不识将，将无专兵。
你可以看看，宋朝军制设置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防范军队造反使用，如何能够削弱战斗力他就如何来。可历朝历代战斗力强的军队，其实通常都是人财物一体，兵将一体的。而宋从不如此。而且这种军制一直延续下来。可以说，从此以后，军队造反的难度极大，唐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局面确实再没发生过。但从此以后，汉族再也没有了开疆拓土的能力。强汉盛唐也就只存在梦里了。
这样的军制下面，宋能保住半壁江山就不错了，谈何开疆拓土，一统天下呢？
而要命的是，这一军制后来被明基本上全盘继承，要不是元、清代来的异族血液的冲击，使得明在早期吸收了一些元的开拓精神，那明也不会强大到哪里去。这话难听，但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这个民族的尚武精神已经完全被制度拆解了。所有的制度设计只为了防范内部的造反和镇压。当当权者的一切精力都放在防范自己人的情况下，他又如何能顾得上对外开拓呢？
这才是唐以后汉民族开拓精神下降的关键原因。
不过幸好，华夏的历史本就是南北两大族群即南方的农耕民族和漠北东北的游牧渔猎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当一方带领这个民族在文化、财富上不断创造新的传奇的时候，另一方保留了这个国家开拓的基因。这才是它不断延续的根源。
